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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长篇小说选刊》 段崇轩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历程,每一时代都留下一批珍贵的经典作品,还有相应的经验、尺度。文学要继续前行,就绕不开它的存在,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承传、变革、融合,才有可能书写出一时代的非凡篇章。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追求经典、创造经典的时代。小说的经典模式很快形成,它有四个基本元素,如曲折完整的情节,如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深刻宏大的主题,如丰富精湛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在审美追求上,既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更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二者基本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十七年”长篇小说据统计只有377部,中篇小说有400余篇;短篇小说数量大、出处杂,难以统计。但读者众多、深入人心、影响广大。只因那时的作品质量较为齐整,精品较多,有一个经典尺度“照耀”着文坛。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是立足民族,创造了一种民族化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小说则是面向世界,建构了一种开放的、现代的文学。它同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
    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两种常见倾向,一种是戏剧化,过分巧合、离奇;一种是碎片化、太多琐事、细节。都是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
    据相关研究者统计,长篇小说2016年的产量在四五千部之间,2017年猛增到一万部,2018年仍在一万部左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多年来产量稳定,大约在五六千部(篇)上下。实事求是讲,在这海量的作品中,确有一些力作、精品乃至经典。如果孤立地阅读、评论一部小说,往往会觉得思想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甚至算得上优秀;但如果把一部作品放置在文学史长河中、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就感觉大部分是平庸之作。众多的平庸之作,包围着极少量的优秀之作,拉低了中国当今小说的艺术高度,提供着让人们“不放心”的精神食粮,让读者的选择无所适从。对这种泥沙俱下的创作状态,很多作家、评论家表示了忧虑、批评。王安忆在2016年就说:“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长篇是很难写的,需要你有成熟的技巧、智慧和控制力……其实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柏琳、王安忆:《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新京报》2016年1月11日)她担心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没有准备、也没有标准,就去写长篇小说,对自己、对文坛都造成“伤害”。评论家孟繁华十几年前就说:“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第9期)这话有点悲观,但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小说这种叙事文体,已很难充分地、深入地表现当今的社会现实。小说作为文学中的“重器”,出现了这种既疯狂生长又虚弱无力的状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去经典化”的潮流中,又没有建构起当下时代的经典与新的尺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的文化形态向多元化发展,主流政治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大众市场文化并驾齐驱。精英文化衰退、滑向边缘。在“去精英化”的大潮中,“去经典化”也在发酵。在既往的文学历史中,哪怕是激进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基本上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文学作品是按照经典文学的传统、经验、写法创造的。但90年代之后,主潮文学遭受了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一是大众文化,二是现代传媒文化。正如陶东风等说:“去精英化在文学形式上的冲击力表现为:纯文学的边缘化、文学性的扩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我们在21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4页)在大众文化文学的版图上,有通俗文学、影视文学、民间文学等,它们汲纳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写人物、叙事性等等,却摒弃了经典小说的思想性、人物性、诗意性等等,使艺术创造变成了一种模式、套路。在现代传媒的领地中,有网络文学、博客文化、微信文学等;传统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也凭借网络、微信,乔装打扮,走向前台。这些现代媒介中的文学,要的是阅读量、点击量,娱乐性、刺激性,并不顾及思想性、审美性这些经典文学的“崇高追求”。大众文化和现代传媒文化,联手、合谋,创造着一种娱乐、消费文学,改变、异化、颠覆着经典文学、经典小说。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中老年作家本来有着传统文学、经典小说的修养和积淀,但在“去经典化”的风潮中,也不再坚守传统精神与写法,而是向现代方法靠拢,经典不仅难以更新而是渐渐流失了。青年作家在市场社会中生长成熟,他们本能地排斥、轻视经典文学,钟爱的是“小时代”“小人物”,追求的是“自我”“快乐”写作,距离经典文学渐行渐远。经典文学在这一代人身上有“断代”的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历程,每一时代都留下一批珍贵的经典作品,还有相应的经验、尺度。文学要继续前行,就绕不开它的存在,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承传、变革、融合,才有可能书写出一时代的非凡篇章。
    “十七年”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文学背景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它当作政治的一部分看待、管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它的指导纲领,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工农兵人物是它的核心任务,创造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国家文学是它的宏大理想。那时文学的创作资源有三个方面,一是革命解放区文学,二是活着的民间文艺、三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家队伍并不庞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作家们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信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去写作,实践中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且编辑与作家密切合作,硬是打造出一批批精品力作。长篇小说成就卓著,如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曲波《林海雪原》、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等等;中篇小说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代表作如孙犁《铁木前传》、方纪《来访者》等;短篇小说硕果累累,如茹志鹃《百合花》、王愿坚《七根火柴》、马烽《“三年早知道”》、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在不断的阅读、阐释中成为经典的,有的则是一发表就广受好评、被文坛确立为经典的。历经70年的历史淘洗,证明它们堪称经典。以今天的立场看,“十七年”文学是一种激进的甚至左倾的文学,有着太多的“乌托邦”色彩,在思想艺术上制定了严苛的清规戒律,抑制了正常的文学生长。但我们要承认,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用十多年时间,建造出一座质朴、刚健、宏大的文学大厦,形成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后世不可复制的。同时,“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追求经典、创造经典的时代。小说的经典模式很快形成,它有四个基本元素,如曲折完整的情节,如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深刻宏大的主题,如丰富精湛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在审美追求上,既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更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二者基本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十七年”长篇小说据统计只有377部,中篇小说有400余篇;短篇小说数量大、出处杂,难以统计。但读者众多、深入人心、影响广大。只因那时的作品质量较为齐整,精品较多,有一个经典尺度“照耀”着文坛。
    “新时期”文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脱胎换骨、蓬勃兴起的文学。“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思想、文化、文学,都在革故鼎新,励精图治。文学积极参与了社会变革,成为那一时代的旗帜与号角。不管是早已出道的“右派”作家,还是刚刚露头的“知青”作家,亦或从不同领域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都聚集在新时期的大旗下,开始了他们郑重的创作。主流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思想诉求与人民大众的理想愿望,实现了空前的默契与统一。当时文学的创作资源,同样有三个方面,但与“十七年”时期却大异其趣。一是刚刚过去的“十七年”文学,二是“五四”启蒙文学,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三种资源形成了三种创作潮流,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出现了多样化态势。那是一个勇于批判、崇尚理想、面向世界的文学时期。在这样的时代,不出现大作、杰作、经典是不可能的。长、中、短篇小说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长篇小说如古华《芙蓉镇》、张炜《古船》、贾平凹《浮躁》、阿来《尘埃落定》、莫言《檀香刑》、陈忠实《白鹿原》、李佩甫《羊的门》、王安忆《长恨歌》等等;中篇小说如阿城《棋王》、谌容《人到中年》、韩少功《爸爸爸》、陆文夫《美食家》、阎连科《年月日》、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毕飞宇《玉米》等等;短篇小说如王蒙《春之声》、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何士光《乡场上》、铁凝《哦,香雪》、汪曾祺《大淖记事》、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等。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一诞生,就口口相传,奉为精品,然后选刊转载、评论阐释、评选获奖,迅速确立了经典地位。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是立足民族,创造了一种民族化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小说则是面向世界,建构了一种开放的、现代的文学。它同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新时期小说继承了“十七年”小说、“五四”小说的优秀传统,在恪守经典小说基本元素的前提下,又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创新。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诸多文学观念和表现方法,如意识流、荒诞派、象征派、魔幻现实主义等,丰富和提升了当代小说的表现能力和审美境界,使经典小说的尺度得以刷新。经典并非现实主义所独有,现代主义同样可以产生经典。经典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概念。
    经典及其尺度的确立,关乎大局。正如洪子诚所言:“‘经典’问题涉及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等级的评定。‘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233页)总结“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的经典文学,经典的规律、尺度并不难找到。其实,经典并不神秘,它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和基本元素。但恰恰在这些常识问题上,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背离了经典的基本规律。譬如小说的基本元素,是由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意蕴、表现形式等构成的。而要成为优秀小说乃至经典小说,在把握这些基本元素时,就要精心提炼、想象、构思,把握好艺术之“度”。而有些作家功底较浅,志在创新,把握失度,反而给创作造成了失误。如在故事情节上,经典小说往往是十分讲究的,既要巧妙、曲折、完整,又要真实、自然、和谐。而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两种常见倾向,一种是戏剧化,过分巧合、离奇;一种是碎片化、太多琐事、细节。都是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如在人物形象上,经典小说无一例外地注重人物塑造,不管是现实主义性格化、典型化人物,还是现代主义意象化、象征化人物,都力求达到典型的高度。但现在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不再重视人物形象,作者也不会写人物,人物只是一个单薄的影子,或是理念的傀儡,距离经典小说的追求越来越远。如在思想意蕴上,经典小说力求思想的宏阔、深刻,长篇小说则要有史诗的品格。而如今的一些小说,注重感性、排斥理性,使作品变得清浅、无根。如在表现形式上,经典小说要按照表现的内容和人物,选择结构、方法等。而今天的小说不管写什么样的题材内容,大都采用讲故事模式,且总是第一人称视角,造成了严重的雷同化、同质化现象。经典小说的规则、写法,正在渐渐淡出小说创作实践。
    小说是一种生长的艺术,是一种与世推移的文体。经典小说的基本规律和元素,是对小说的起码要求,要成为优秀小说甚而经典小说,还要有更高的要求、尺度,李洱说:“当代小说家,如果他是一个认真的小说家,他必须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寻找一种跟传统、经典小说不同的一种叙述方式。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为了要建立小说和目前中国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找到一种对应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互动关系。”(《当代》微信公众号,2019年2月15日)这种新的叙述方式在哪里呢?还在既往的经典小说里,还在作家的融合、创新中。路径无非是两条,一条是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探索、借鉴。就像新时期文学中王蒙、莫言、韩少功、残雪、格非、毕飞宇等,拿来现代观念和方法,与自己的表现方法与手法融为一体,更自由、更充分地表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另外一条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民间文艺中学习、汲纳,就像“十七年”时期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梁斌、王汶石等,把现实主义同古典小说的传奇、章回、笔记形式以及民间戏剧、曲艺等技艺进行嫁接,书写出更富有民族特色和韵味的篇章来。经典文学的发展演变告诉我们,单一的、僵化的创作方法是没有生命的,只有不断的融合、创造,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经典文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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