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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长江文艺》 陈国和

    主持语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7.3%,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据还会持续增长——当代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那么,肩负着反映社会风貌和现实状况的当代作家,究竟应怎样书写老年人形象?或者说,如何表现这个老龄化社会,确已成为了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
    然而,在当下的文学现实里,中国作家的表现却很难令人满意:他们不是沉迷于摩登时代的物欲喧嚣,就是耽溺于都市青年的精神自赏——老年人别说难以成为作品的主角,就连他们所代表的意义空间也暧昧不明。在很多作家笔下,老年人要么是专制跋扈的家长形象,要么是晚景凄凉的底层一员。这种形象指涉,常使老年人群体遭受了一个被污名化的文学命运。如果从当代作家的代际身份来看,经历了先锋运动的前辈作家,之所以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盖因其基于启蒙情结所产生的弑父欲望;而活跃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作家,则以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创作心态,将老年人逐出了他们所热衷的二次元世界。
    相比之下,“70后”这一代作家,大概是因为处在了一个历史夹缝的缘故,所以才会对老年人群体葆有了一份更为真诚的态度。在本期的三篇文章里,樊星教授以作品对读的方式,揭示了传统如何长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道理。蕴藉其中的万千感慨,处处体现了一位文学研究者的人文关怀。而陈国和教授则以详实的材料概述和理论分析,探讨了“70后”作家“书写怎样的老人”,以及“如何书写老人”。他的看法,无疑彰显了“70后”作家在反映现实方面的特殊价值。至于胡读书博士,更是以“英雄迟暮”为题,指出了70后作家对当代文学里老年人形象谱系的背离。总而言之,几位作者的肺腑之言,实有警醒当下创作实践的小小功用。
    ——叶立文
    “70后”作家关于老人形象的常态性反映
    □陈国和
    关于老人的书写或者对于老人的文学关照,一直存在两个方面,即“书写怎样的老人”和“怎样书写老人”。这是一个具有浓郁意识形态性的命题,与时代语境、社会变迁、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西方文学视野中,老人的生活和形象是比较常见的题材之一,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菲利普·罗斯的《垂死的肉身》。日本的川端康成、渡边淳一也有描写老龄化问题的名篇。而我国关于老人的书写则要复杂得多。在前现代语境中,老人往往作为儒家传统文化和价值规范的代表,担任匡正和引导世道人心,维护伦理秩序的社会功能,如《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而在受进化论思潮影响的现代语境中,青年代表着进步、科学甚至正确,老人则被赋予负面的文化符号,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等,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书写中,老人被不断污名化,成为青年、科学、未来的对立面。这其实是二十世纪文学先锋书写虚拟的一个“他者”,是“青年”的镜像。这里的先锋书写是借用陈思和先生的概念,主要指五四文学以来的一种文学史形态,表现为与社会对抗、与创作潮流断裂以及创作主体内心的紧张。
    当下,我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未富先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58亿,占总人口的11.4%。加上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形成的人口结构,到2020年,中国将有老人2.48亿。老人社会已然成为事实。通过文学审视、观照这群数量巨大的老人,是当下文学书写的使命和责任。
    毕飞宇的小说《虚拟》就涉及到老人书写。作为教师的祖父“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这种教育方式导致学生虽然成才却不懂感恩。同时,社会对老一辈教育者的无私奉献选择性遗忘。孙慧芬的非虚构小说《生死十日谈》以在场的方式直面乡村老人自杀问题,通过不同立场的声音和叙事者的现场感受,折射当下农村老人复杂的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由万寿公园的七个黄昏串连而成,既关注老人群体的普遍性问题,又聚焦萧成杉这一个体形象,详细叙述了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作品摒弃了以往文学中将老人“污名化”的不足。但是,《虚拟》只是借助老人形象反映当下社会问题,没有深入涉及老人的精神世界,《生死十日谈》过于煽情的书写掩盖了深入分析的不足,《天黑得很慢》的高高在上的叙事者很难真正深入老人的精神世界,老人的形象显得干瘪、肤浅。
    “70后”作家的老人书写则丰富得多,并且为当代文学奉献了一批性格各异的老人形象。肖江虹的小说《当大事》以松柏爹的突然离世作为故事的开端,详细地书写了老人去世、入土的各种仪式和步骤,如卸门板、设灵堂、定掌事、请道士、起灶做饭、杀猪等,这些风俗成为“大事”的主要内容。乡村的丧葬仪式是乡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承担、维系着乡村文化伦理,反映了乡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松柏爹死后,“年纪加起来三百多岁,牙齿凑起来五六颗”的五位老者,反复多次才将门板卸下来,在抬松柏爹入殓时却因体力不支,尸体“摔了一脸灰”;年轻时铁匠一个人都能背半边的石磨,现在四个人都抬不动;道士也是“老得皱了皮”,连念经、举灵幡的力气都没有;退休后的乡村教师转行当杀猪匠,结果猪都抓不住,追着猪满村跑;因没人抬棺材葬到山上,最后只能在死者房间挖个洞穴潦草地埋掉。黄咏梅的短篇小说《金石》中,老蔡因年轻时的一次违规开采事故饱受创伤,心有余悸,从此事业一蹶不振,退休后更是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可是,某日面对地摊上一块可能来自地质之家收藏的“金石”时,他却出手阔绰地买下了它。这与其说是老蔡内心贪婪,上当受骗,不如说是老年人对年轻岁月偏执的留恋。《父亲的后视镜》中,父亲年轻的时候开车,和四川女人有过感情瓜葛,退休后热衷“倒行”锻炼,又遇到女骗子,最后去学习仰泳,在运河里自由地游泳。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的个人生活虽然波澜不惊,但是也丰富多彩。其他的还有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李师江的《福寿春》、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张学东《送一个人上路》、付秀莹的《旧院》等。“70后”作家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独特的老人形象。更重要的是老人形象的主体性得以凸显。这些老人并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成为工具性存在,也不是成为他者的镜像而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这些老人不再是作为青年人的“他者”而存在,也不是社会的简单的镜像而具有价值。这些老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文学的关怀和滋养,读者在这些老人身上看到了生活之光、人性之光。这些小说对老年世界和人生进行创造性诠释,试图寻找人类存在和人生发展的根据和意义。
    知名学者梁鸿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塑造了“梁光正”这一老人形象。梁光正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使得其在“70后”作家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生活稍有起色、日子略有清闲的梁光正老年执意寻亲报恩,几个子女不得不追寻“事烦”父亲越挫越勇、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在充满饥饿、批斗和动乱的年代里,梁光正要照看瘫痪在床的妻子和四个幼子,还要牵挂一两个情人和四五个继子。梁光正对自己说要有光,他在养家糊口的路上意气风发地一路狂奔,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种明亮或晦暗的光,让梁光正成为现代性农民谱系中的“新人”,更是老人形象谱系的另类代表。梁光正是一位充满喜感、善于自我“加戏”的农民,同时他也是有着自我尊严、向光而生的农民。这种光的质感或许并不纯粹,相反,它充满滑稽的伤感、人性的幽暗和难以掩饰的伤痛。但是,这种光何尝不是底层的生命之光、活力之源。这在阶层日益固化的时代,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日益横行的当下,这种“光”显得尤为珍贵。它既有现代社会所需要却缺乏的责任意识,也有古代民间社会就具有而当下应发扬的侠义情怀。
    这种书写方式显然无意于先锋的审美效果,而呈现出常态性的文学史特征。这里的常态性主要有文化和创作两个层面的意义。从文化层面来看,“70后”作家是文化集大成或者“守成”的一代。不像“50后”、“60后”作家属于变革的一代,“70后”作家不仅仅接受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与西方文化资源,也将整个20世纪以及当代中国在新世纪的新变化转化为他们的精神文化资源。如改革开放时代的梁光正老人,他不仅仅具有阿Q的文化印记,也有西西弗斯的精神基因。从创作层面来看,“70后”作家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传统全面接受,并进行创造性融合。如朱山坡的小说有效吸收了现代主义技巧,同时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70后”作家在传统和民间中寻找资源,表现出由西向东的超越性回归。如《福寿春》显然借鉴了《红楼梦》的主题意蕴和创作技巧。这种常态性书写有利于从本土经验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从而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从这个角度来说,肖江虹的《当大事》、黄咏梅的《金石》、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李师江的《福寿春》、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等老人书写都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70后”作家通过对老人形象的常态化书写,实现了对当下老龄化问题的深切关注。书写怎样的老人、如何书写老人,“70后”作家提供了具有世代特征的书写范式和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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