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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花城》 何平

    在未有网络之前,写作者的“发表自由”是控制在期刊为中心的文学想象、文学政策、编辑、发表、出版、批评、评奖等整套的文学制度下的,写作者何时发表“处女作”,期刊在哪一刻发表谁的作品,既是个人写作史,也有可能是文学史的高光时刻。
    在我和金理召集的第三期2019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批评家黄德海质疑我们文学的催熟制度有可能加剧了当下写作的“同质化”,他认为:
    提到青年写作,我们能不能再提一个叫“成熟写作”?不区分年龄,而按照一个作品的成熟度来看。不看成熟度,一味鼓励青年的姿态,弄不好会造成矫揉造作的作风,因为作风最容易不一样。而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作风。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给出的鼓励太多了,因此造成发表太容易,也因此造成写作遇到的障碍少了,容易限制进步和思考,按照很多杂志要求的,就一个路数。这样一来,我们变成了我们非常讨厌的同质化进程的参与者。
    黄德海说的无疑是事实,但这却不是今日才有的时代病,而是与当代文学期刊制度,甚至更早的新文学传统纠缠在一起,几乎任何一家现当代文学期刊都以发现和培养青年为己任,由此衍生出约定俗成的评价制度——比如这两年改革开放时代创刊的文学期刊纷纷迎来了它们“整十”的刊庆,在列举成果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已经在文学界成名的大佬,哪些是在自己刊物发表了处女作、成名作和代表作。
    好作品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甚至一个时代好作者好作品也不可能多到无可尽数,如果一个文学刊物把持不住文学底线,缺少基本的审美约束,通过疯狂收割处女作或者“少作”,像商标抢注一样确立自己未来的江湖地位,必然会助长文学之外的虚荣、浮夸和想入非非。这种以审美降格换未来回报的办刊策略,正在成为很多刊物的新常态。似乎对于未来的文学史而言,只要追溯一个作家的写作前史,这些处女作或者“少作”的意义都会被夸张地提出,所以,只要这些刊物愿意,比如苏童之于《青春》、余华之于《西湖》、格非之于《关东文学》、马原之于《北方文学》,等等,都可以成为这些刊物曾经的光荣,虽然这些刊物在今天刊物的“食物链”中也许是一些弱者和小动物。(有一个问题可以深入探讨:中国文学期刊——当然,不只是文学期刊——的鄙视链是如何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当代中国阅读和写作生态的不正常。比如阅读,我们习惯上以“背诵”代替阅读,孩童时候,家长献宝似的让孩子在客人面前背唐诗宋词,到了“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比赛背功。至于写作,在中国,会写作俨然算一门异能,而对能发表更是迷之崇拜。我没有去做调研,可能很少有一个国家,从中小学作文刊物,到青年文学期刊,到文学期刊,从生到死,管理着国民个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发表。如此,黄德海所说的“催熟”其实更低龄化。我记得在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读高中的时候,写作文发表作文拿作文奖达到一定的数量可以获得直接上大学的机会。也许可以做一个调查:时至今日,当这些文学特长生都老了,这些以写作文获得“保送”(今天可能是自主招生的加分)在他们未来的岁月中有多少将文学作为终身志业?又有多少写出了名堂?
    2018年,由“理想国”联合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创办的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看理想”策划人、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阐释创办初衷,也提出过类似黄德海说的“成熟写作”:“希望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小说领域,发现真正有潜质、有长期创作的自我预期和动力,并且有相当成就的青年作家,让那些一直在默默耕耘、严肃认真的写作者,为更多的读者所知。”一个更有价值的提法,是相对我们熟悉的“晚期风格”,梁文道提出作家的“早期风格”。所谓晚期风格是理论家萨义德提出来的概念。梁文道认为:“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谈早期风格。”“也有许多作者他根本就没有中老年阶段,比如大家熟悉的兰波,他只有少年阶段。也有一些作者可能他的少年阶段的创作跟他晚年阶段的创作同样出色,但是极端地不一样。”但问题是“成熟写作”也好,“早期风格”也罢,会不会成为蹈袭文学成规的陈腐写作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推举的很多作为标杆的青年作家模范人物,他们的写作之所以被一整套文学制度异口同声地肯定,无非是他们写出像“我们想象中”的“成熟”之作和“风格”之作。这和老早说某人是中国的卡夫卡、某人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某人是中国的卡佛,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学思维。
    苏童最近的访谈里谈到他早期在《青春》发表的《第八个是铜像》和《流浪的金鱼》等小说,他把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看作是极其幼稚却又自带好运气的习艺之作,靠“聪慧”写出来的,与自己内心毫无关系。即便如此,多年以后,苏童依然认为《第八个是铜像》带给他巨大的激励,有了当一个好作家的信心。而《流浪的金鱼》与《桑园留念》一前一后写的,虽然不太满意,但与更早的“不走心”的小说不一样,苏童把它看作“我自己”的小说。《桑园留念》是苏童写作序列里最早进入文学史的小说,也是苏童“早期风格”的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童的“早期风格”是“我自己”的“早期风格”。
    因此,所谓“早期风格”应该是一个写作者从自己写作的蒙昧年代、至暗时代到意识到“我自己”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悟道。这个“早期风格”在一个作家的个人文学史并不一定与生理年龄直接对应,当然也可以对应,比如韩东褒扬曹寇就说过“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应该意识到“早期风格”是容易滋生幻觉的,它对一个写作者可能有着危险性,甚至有的写作者就终结于“早期风格”。我记得去年陪“界面文化”的董子琪采访韩东,韩东说:“朱文写出了最好的青春期文学。”这句话值得深思,如果确实有一个青年写作存在,青年写作最终是要走出青年写作,可是如何走出呢?朱文忽然离开文学,一般的解释是电影对他的蛊惑,问题是不是这么简单?“我自己”的风格可能对于有的写作者追求一辈子而不得,只能在别人阴影的庇护下写作,更不要说“早期风格”,但也有一种可能,一个作家天才般早慧获得“早期风格”,旋即流星般死于文学的“早期风格”。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作家不在少数。
    但现在对于青年写作者而言,他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免于死于“早期风格”,而是他们如何自觉到什么是“我自己的”而有一点属于自己的“风格”。
    这个专题的小说,分别是谢青皮、祁十木和苏怡欣(上图从左到右)在文学期刊第三、第二和第一次发表小说。从一开始做“花城关注”,我们就警惕做文学“催熟”的推手,所以“花城关注”从来不分老中青,只问审美可能性,而在不能预言谢青皮、祁十木和苏怡欣文学未来前景的前提下,做这个专题是不是有违初衷?这恰恰是一种冒险——毕竟,正常的文学生态是需要文学新血的。文学新血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前驱,远的不说,比如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阿来、林白……这些已经成为文学前辈的作家,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写出了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早期风格”之作,而我们现在的青年作家并不多见、并没有。和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作家的出场方式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陆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依然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可能。生理意义的青年当然地被理解为文学新血的造血者,那么,青年作家如何成为文学新血?青年作家如何获致“我自己”的早期风格,并持续地可再生地推动自己的写作?就应该成为一个必须被反复追问并被实践兑现的问题。
    2019年7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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