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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青年文学》2019年第9期 文珍来颖燕

    
    文珍:作家,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颖燕:评论家,现供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社。
    特邀栏目主持:黄德海
    来颖燕:我想谈一谈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偏爱她既特殊又平凡感人的文风。印度文学对于国内读者而言并不熟悉,也不会总是被列在推荐书单的前列。这一方面是因为译介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们自身的偏见。对于外国文学,我们似乎总爱把眼光“放远”;会更多地聚焦于那些离我们距离遥远的国家,譬如欧美,仿佛地理距离暗示着心理、文化乃至写作技法上的距离(当然这“距离”只是指不同的程度,而非高下褒贬之别)。但事实上,小众如印度文学,却常常会跳脱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让人深刻意识到,国别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遮蔽,但也会是一种标志。就像基兰·德赛的作品,我们必须承认,那是印度才会有的文学。这样的独特性对于文学而言至关重要。
    文?珍: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不过我们关注外国文学的远近显隐,很多时候也和时间有关。曾经一度在国内非常热门的俄苏文学,近年来几乎就没人提起了,事实上,我反而觉得后冷战时期乃至于解体后的俄罗斯当代文学,对于我国当下现实的借鉴意义也许更重大;而印度文学也是,泰戈尔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也曾是脍炙人口的诺奖诗人,但我们对于当代的印度文学却所知甚少。就我自己而言,可能最后一本看过的印度小说还是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这是一本既通俗又不无深刻的小说,而且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里面经常提到的一种高级车“本田城市”,其实就是我国随处可见的本田锋范,英文名就是“CITY”,这种车价格十一二万,在国内是典型的中低档代步车。但是在印度却是富人才能开得起的豪车,而且小说中的富豪主角还以一边开车一边喝白兰地为荣,作为其身份地位的彰显。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注意到这些相同商品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符号象征意义,也是非常有趣的。另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以印度为背景的《项塔兰》,和基兰·德赛的《继承失落的人》一样,里面也涉及很多局部战争、地区动乱和文明冲突,各方势力都在印度贫民窟里相遇、试探乃至于火拼,也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包括近年来对印度电影的了解也让我觉得,同为文明古国,它实在是一个太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的国家。
    来颖燕:确实,印度对我们而言,有太多神秘的盲点。而深入了解一位作家,就像是深入这个国家之中去触摸某一处细节。当然,这个“细节”得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足够的个性。我想,基兰·德赛堪当此任。生于一九七一年的她,虽然年轻,但写作生涯已经颇具传奇性。一九八八年,她凭借处女作《番石榴园的喧闹》,获得了英国作家协会的“首作奖”,并得到了包括文坛巨匠拉什迪、帕慕克在内的多方好评。而后,她花了七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继承失落的人》,在二〇〇六年一举获得布克奖,令她成为英国布克奖史上最年轻的女作家。据说,她的母亲阿妮塔·德赛也是一位有名的印度女作家,曾三次获得布克奖的提名,却与该奖项一次次擦肩而过。没想到基兰·德赛年纪轻轻就圆了母亲的梦。但她的传奇性不仅在于“最年轻”三个字,更在于她其实迄今就只创作过《番石榴园的喧闹》和《继承失落的人》这两部作品。她的低产与她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是我们对她和她的文学世界感兴趣的基点。
    文?珍:在这次阅读基兰·德赛的过程中,我不断在想,为什么你会想和我谈谈这位印度女作家,而不是其他更耳熟能详的外国文学大家呢?当然,你一开头就说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喜欢她的文风,但我总觉得,以你的巨大阅读量和对人的好意,特意选择她一定也觉得有什么很适合和我谈的点,或者觉得对我本人能有帮助的地方。注意到这位印度女作家是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还是一名相对低产的女作家后,虽然我目前获得的所有大小奖项加起来比起布克奖来说还远算不得什么,但我想至少有一点和基兰·德赛一样:我也相对低产。也许你期待我能够借助自身经验回答你对基兰·德赛的一些疑问。
    来颖燕:低产的作家屡获大奖总能引发人们特别的关注和好奇。
    文?珍:基兰·德赛的文风我也蛮喜欢的。她把印度那种曾经的殖民地气息表达得很迷人,但又不是杜拉斯那种永恒的外来者的好奇审视目光,而是隐藏了某种与生俱来的茫然和痛苦。我觉得她似乎习惯一种全景式的上帝视角,方方面面都会写到,就好像无数个对此刻正发生的事情巨细靡遗一一捕捉的摄像头同时在工作。但另一面,她又像一个精于剪辑的导演,把这些东一笔西一笔采集到的细节按照出人意表却又格外流畅的顺序勾连起来。她的精妙结构和法度端严,在很大程度上拢束了她看似驳杂的文风,让这些丰富的光源能集中在一个点上,最终折射出让人目眩的光芒。
    来颖燕:《继承失落的人》,是基兰·德赛获得布克奖的大作。很多时候,我会比较排斥书的腰封,那上头的寥寥数语常常太过明显地显露出一种自卖自夸的功利模样,这会让读者在一开始就丧失了部分的阅读空间。但是我手上的这版(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的腰封,我一直留着,因为上头写着“创作7年,从1500页压缩到300页”。这上头的信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部作品所经历的打磨。七年磨一剑,在文学史里虽不属于空前绝后,至少显示出基兰·德赛在创作上的用心。这也印证了你刚刚说的,她的“写法太难”。至于“从1500页压缩到300页”,则从侧面泄露了基兰·德赛文风的特点。——只有希望无所不包、搜罗一切的文风,才可能有这样大的压缩空间。
    文?珍:“无所不包、搜罗一切”,你的这个判语不可谓之不准确。我记得以前有一种说法是社会风俗式的图卷,有点类似《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写作风格。
    来颖燕:正因为此,对于文学批评有一项要求,要复述它的故事变得不那么容易。这个发生在印度边陲、喜马拉雅山山脚的一座大宅中的故事,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洗劫,让人物一一登场——退休的老法官、他十六岁的外孙女赛伊和没有名字的厨子……而随后展开的警方的调查,却牵扯出了这座老宅中的每个人因此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各自的心事和往事,由此以点及面地展现出几代印度人的身世遭遇和民众当下的生活境遇。我相信这样的内容概述,还算是准确的,但是有可能无法传达出作品本身的气息。我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作品的情节层层铺展,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基兰·德赛的笔调始终是透着一种平静和镇静,似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注定要发生的。就像小说的起首,尽管后来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一起抢劫案,但基兰·德赛依然波澜不惊地在那里描述远处的雪山之巅以及这个午后的大宅子里每个人慵懒的日常。最要紧的,那场抢劫的发生也没有改变小说的节奏;男孩们来了又去,仿佛只是为了给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提供一个引子。
    文?珍:我觉得她这样写出了一种由扎实细节和强大逻辑一步步推移出来的,最终结局的惊心动魄,和无可避免。——这里面年轻的男女主角事实上都不能算是坏人,甚至在自己的族群里对异己都相对宽容,相当可爱,但囿于截然不同的出身、经历,因此仍天然具备互相敌视的种子。即便相遇相爱,最后也依然会隔膜日深,乃至于互相伤害。
    来颖燕:而这部小说并不适合概述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实在太跳跃庞杂了。我很佩服基兰·德赛在小说中展露出来的切换场景和人物的才能。我在前面概述这部小说时那句简单的交代:“以点及面地展现出几代印度人的身世遭遇和民众当下的生活境遇”,只能概括小说的梗概内容,却完全不可能展现出这部小说核心的魅力。——上一秒还在讲述赛伊的少女心事,下一秒就转到她的法官外公年轻时的经历;上一刻的聚光灯还在宅子里的厨子的身上,下一刻他的儿子比居在美国艰难生活的画面就一再曝光……更要紧的是这一切没有过渡和交代,却不会让人产生眩晕和误解。这是一种在时空转圜上的自信,越想要自由地建立起自如的转圜,就越需要这样的自信。而正是这样的自信,将故事的人物谱系不断地延展出去,一个人物及其人生,勾连起另一个;一代人的命运,勾连起下一代,最终达成层层累进的效果。在这个效果里,暗藏着作者的终极意图——要晕染出处于边缘地域的人们的内心挣扎和生活困境。据说这部小说原来在中国的译本题目被译成《失落》,现在才译成《继承失落的人》。显然,后者要更为贴近作者的想法,也更完整地显现出小说的形态。就像在小说扉页上被引的博尔赫斯的诗句:“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在达到希望的人。”
    文?珍:和基兰·德赛写于二十七岁的处女作《番石榴园的喧闹》比起来,《继承失落的人》里面有一种更宿命的悲凉感,也有事实逻辑更自洽和更难以脱逃的人类困境。干城章嘉峰守卫着的噶伦堡镇虽然属于印度,却身处尼泊尔、印度和锡金的边界。里面有渴望拥抱西方文明的印度中产家庭,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本国都不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有居住在贫民窟里的印属尼泊尔人对本地富裕阶层的敌视乃至于仇恨;每个人都在仰望更好的条件、更高阶层的生活,每个人却又都被自己的出身拖累,这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让人感觉无望的“血统烙印”。但所幸作者没有把这种宿命感推到极致,最后还是让爱情、亲情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同情,变成足以照亮这片黑暗边界的微弱火光。作者极具耐心的铺陈手法也非常值得中国的年轻写作者借鉴。不需要一定要模仿福克纳式的多声部,也可以凭借意识流让故事中的不同人物站在同一条时间的长河里开口说话,这种处理方式的自由和自然而然都让人着迷。
    来颖燕:是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非常适合达成作者的终极意图。仿佛是一幅铺展开去、以散点透视的技法绘就的画卷,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视作中心,或者说都是一个小小的隐喻,他们一起勾勒出更大更完整的图景,而这幅图景的底色正是基兰·德赛对于她所关注的人群的生存哲学和处境的哲学思考。当然,基兰·德赛并没有把她的用心完整地隐藏起来,她会时不时地直接表达出自己的焦虑或是思考。比如,对于法官外公心态的揭露:“法官终于报复了过去的种种——初来英国时的迷惘,被所谓的‘循规蹈矩’搞得束手束脚、窘迫不堪,羞于自己的口音而不得不在缄默的面具之下。……他嫉妒英国人,仇恨印度人。凭借着憎恨的热情,他努力要使自己变成英国人,而事实是他将成为人人厌憎的对象,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又比如赛伊第一次见到男友基恩破败的家时的场景:“当然,这样的房子不稀奇,随处可见,尤其是对那些挣扎着勉强够到中间阶层边缘的人——只是边缘而已,然后拼命地抓住,因为随时都会滑脱房子逐渐破败,并不会变为观光客热衷拍摄的那种诗意的贫穷,而是跌入真正的悲惨的泥淖——现代化正展示出它最恶意的一面:今天还簇新闪亮,明天就成废墟。”
    文?珍:你的意思是,作者让人物说出了太多其实人物不会想到,而事实上唯有凭借创作者的上帝视角才能说出的话。但奇妙的是,这样其实很犯忌讳的写法,在这本书里竟然不显得太突兀,也许印度的读者会更敏感一点,而我们总觉得,一个印度人,即便说得不够准确,那也比我们的感受真切。作者本人也是印度人,所以我相信真的有印度知识分子这么想。作者也许就是描写了一群和自己心路历程非常接近的人。我想,彻底忠于自我,可能是抵达真实的最好路径,因为现实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自己更便捷的观察对象了。
    来颖燕:整部小说的叙述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尽管整部小说是以第三人称来讲述,但是文中时不时出现的这些大篇幅的思考依然会挣脱被叙述的主语,变得不再是小说中的法官或是赛伊在说在想,而是更多地以远距离的画外音的身份和感觉出现。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了这部小说厚重的思想内蕴,但另一方面,对思想内蕴过分明晰的显露,会让小说被思想的压力折磨得筋疲力尽。有时候,隐藏和沉默,要比直接地显露更容易让人接受,并且引发共鸣。我想,基兰·德赛在这一块有一些性急了。但是瑕不掩瑜,她依然成功地达成了她的意图,成功地描摹出了一幅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的众生相。
    文?珍: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读到这里,已经对这个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强烈认同,因此我个人倒是不反感基兰·德赛作为作者偶尔跳出来说话的声音。叙述进行到那里,这些痛苦也完全可能真的就是故事中人的痛苦,这些都是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之中的人们很可能反复思考的问题。虽然塞伊的那段感想的确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超前了一点,但颖燕你觉不觉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吧,直觉特别强,也十分理性,好像能轻易看到问题的本质,并且立刻做出反应。那几乎是对外界最敏感也最容易被什么毁掉的年纪。所以我选择相信她真的可以观察到这一切,并且立刻顿悟到事情真相是被自己的男友出卖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许是情节推进的需要。否则让谁来告诉她真相呢?
    来颖燕:比起这本《继承失落的人》,你前面提到的她于二十七岁写的处女作《番石榴园的喧闹》的故事线索显得集中得多。这样的话,要概述故事情节,我会更有底气一些。——年过二十的主人公桑帕斯对生活充满着不满和焦虑,他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厌倦了家人的唠叨和家庭生活的压抑,他想逃离;但他选择的逃离方式令人错愕。他竟然爬上了郊外的一棵番石榴树,并且不理会任何人的规劝执意要在树上定居。可以想见,这会在他的小镇上引发怎样的骚动,相干的不相干的人都视其为异端,横加干涉。但是,阴差阳错地,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被视为“什么都知道”的圣人,于是局面越发混乱,众人对他顶礼膜拜,而他的父亲则产生了借此发财的想法……最后一群顽猴加入,故事的大幕在喧闹中落下,而桑帕斯也不知去向……
    文?珍:看完《番石榴园的喧闹》,我才深刻理解了基兰·德赛这部处女作为什么可以获得英国作家协会的“首作奖”。她是如此富有天赋和惊人的早熟,一出手就达到了很多写作者毕生难以企望的高度。不过,奇妙的是,第一本书显得比第二本书更注重叙事技巧。到后来基兰·德赛反而没有那么在意讲故事抖包袱的技法和追求越来越紧张的节奏感,更加大象无形。
    来颖燕:这是一个看似喜感的故事,但这种喜感似乎唤醒了我们感知现实的一个新角度。基兰·德赛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构思《番石榴园的喧闹》的起因是她读到了一则关于印度著名圣人的故事,这位圣人曾经在树上居住直至死去。她由此动了创作的意念,开始想象围绕这个“住在树上的人”可能发生的种种。我发现,基兰·德赛仅有的作品的基石都源自生活中的事件,即使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荒诞的故事。
    “真实感”是基兰·德赛的作品里挥之不去的基底。其实,不管在什么流派的作品中,“真实感”都应当是最根本的。我记得庞德曾经指责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朦胧”,对此,乔伊斯说道:“我的新作情节发生在夜里。夜里发生的事情不那么清楚,这是很自然的,不是吗?”这个戏谑的回应点出了所有小说要遵循的要义。《番石榴园的喧闹》,这个富有喜感的故事一边宣称着它的离奇,一边依然散发出平凡感人的气息。当那些吵吵嚷嚷的画面淡去,一切归于平静,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和耐人寻味的真实慢慢弥散开来。尽管桑帕斯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被视为“异类”,但这样一个被家庭和社会“边缘化”的人的内心中,对于庸常生活的排斥和对于自由的渴求却反而显得更为坦诚和直露,让人心念随之颤动。这种虚构与真实之间产生的张力,令这部小说充满着一种有节制的反讽和幽默。
    文?珍:与其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好像这更像是一个与拉美魔幻文学有亲缘关系的当代寓言。但我的理解,最后桑帕斯的结局可能要比失踪更悲惨一点,他很可能是落到母亲每天熬煮汤药的大锅里去了。因为最后桑帕斯的母亲,患有精神病的库菲去远处摘花了,并没有守在大锅前,却在远处近乎不可能地听到了树枝断裂的声音。我觉得这部小说最美和最可怕的地方完全体现在了最后的二十页。凶猛且酗酒的猴群一日日酿成祸患,各方面出于各种动机都要设法处理掉围绕在桑帕斯周围的这群猴子,无论是赶走、毒死、打死,还是库菲曾经想过的,把猴子煮进锅里。但讽刺的是,印度教又是信仰猴神哈努曼的,因此猴子在印度又是一种神圣动物。这个小说立足的基本背景是印度作为多宗教国家对于圣人和先知的虔信,然而也有更多人是利用这种迷信心理中饱私囊,这里面有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渴望,也有渴望借儿子改变命运的所谓“父爱”,更有游离在社会公序良俗之外的癫狂的母亲日夜煮汤,加剧了全文迷离惝恍的气息。还有什么,比用这锅汤结束一切关于望子成龙的梦想更残忍和更可怕的呢?看完这部处女作我才真正脊背发寒:作为一个女作家,基兰·德赛贡献了最大限度的血腥想象。
    来颖燕:虽然《番石榴园的喧闹》比起《继承失落的人》,不那么跳跃和线索繁多,但还是勾连出多个不同身份的人物,借此体现出如印度文化中精神信仰的涣散、官僚主义的盛行等诸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思想隐匿得更深,不似《继承失落的人》那样直接,当然这也会造成不那么深入的弊端,但我以为这样的空间是更为难得之处。番石榴园里发生的故事恰到好处地结合起幻想和现实,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二者截然分开,也让寓言和隐喻在叙述本体中无法被分割开来。
    这两部作品,一部如吵闹喧嚣的大戏,热闹背后有着发人深省的肌底;一部则更倾向于忧郁惘然的诗性氛围,尽管其中也有着些许的戏谑和嘲讽意味。这两部在风格和叙事技巧上迥异的小说,却显示出基兰·德赛小说的共性:总是或隐或显地出现二元对立元素的并置。比如在《番石榴园的喧闹》中,基兰·德赛有意地将“喧闹”和“宁静”这两种情境并置交错。——桑帕斯在番石榴树上感到“呼吸平缓,一阵祥和与满足降临”,树下的人群却炸开了锅;在捕猴计划开始的前夜,桑帕斯“坐在番石榴树上,置身于一片绝对的静谧之中”,感觉“一种奇异的力量进入了内心”,而不久之后,这里上演了一场捕猴闹剧……这种并置,显露出基兰·德赛内心对于这些看似对立的矛盾的敏感以及对其背后蕴藉的思考。而在《继承失落的人》中,赛伊、法官以及他们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面对着西方与本土、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自由与保守等等诸多对立矛盾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基兰·德赛本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况。——虽然出生在印度新德里,但基兰·德赛从十四岁起就随母亲移民英国,一年之后定居美国。自少年开始的移民生活让她深切地体会到对于身份的焦虑和无所归依的彷徨。而如她自己所言,在移民生活中,她一直都在寻找着生活和心理的平衡。或许写作也是她寻找平衡的一种方式,这可以让她更多维地在诸多二元对立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考量自己的国家和时代。这或许就是为何她的作品会带有强烈的半自传意味。她曾说:“印度有一种浩荡的孤寂。”她的作品不论是喜感还是忧伤,内核都充满着这种“浩荡的孤寂”。而能体会到这种孤寂,可能正是因为她从小的成长经历让她与印度文化保持着一种疏离又切近的距离,以及这样的距离赋予她的反思和理解印度文化的特殊视野。
    文?珍:你在最后提及基兰·德赛作品里“浩荡的孤寂”,这让我一下子回到了最初阅读她的《继承失落的人》时屏住呼吸的惊艳感。故事发生在遥远的雪山,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小小的村庄的退休法官家庭,作者用几笔就把人带到一种竭力挽留时代巨轮的落魄家庭之中:“一整天,日色晦暗如黄昏。薄雾像水怪浮过山脉,巨大的山体形成海洋般的阴影,深不可测……塞伊坐在游廊上,捧着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正读到关于巨型乌贼的文章,不禁心中一凛。”以及堪称绝妙的室内描写:“天很冷,而屋里更冷,几英尺高的石墙吐纳着寒意与黑暗。房子深处,洞穴般的厨房里,厨子正忙着点燃潮湿的木头。他小心地摸索着火引子,怕惊动了一直在柴堆里生活、造爱、繁殖的蝎子。”厨子甚至还在破败后院养了一对蛇,虽然这对家神并没有在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抵挡外敌入侵。
    在看这本书时我不断地想,作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动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如果她只在印度新德里待到十四岁,那么她对于边界地区的生活方式的书写是如何做到让读者身临其境的?这不能不说是让人妒羡的天分。事实上,她甚至对小说里唯一生活在美国的印度青年比居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理所应当的了解,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另一个女作家,加拿大的安妮·普鲁写的《船讯》。同样作为移民的后代,身份认同危机就好像随血液继承的基因,包括对于回不去的故土风物的想象和回忆,对于新移民艰难处境的百般揣摩,甚至也包括对新移民种种狭隘、自私、利己本能的刻画,对于追慕西方文明却对妻子残忍家暴的老法官的分裂乖戾性情的描写,都极见功底。这个故事里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是不断转换的,前者的成分显然更多,和《番石榴园的喧闹》一样,《继承失落的人》也是到了尾声,此前一点点耐心地放出去的各处线头才被一一有条不紊地收回,而法官一直偏爱的狗玛特被替罪者偷走,也仿佛作为对法官刻薄寡恩的一生的最终道德惩戒而展示在读者面前。而这些,还不过只是同时推进必定会发生的若干悲剧中最小的一个。基恩和塞伊的恋情破裂算一个,厨子被法官毒打算一个,比居在美国辛苦攒下的积蓄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即被掠夺一空算一个;甚至那个偷走狗的酒鬼的妻子,也是因为酒鬼被当成替罪羊关押才出此下策,而酒鬼的无妄之灾,更加是一个被小说人物集体漠视却让读者不由得触目惊心的悲剧。基兰·德赛用诸多大大小小的悲剧,最后拼成一幅完整的《浮世绘百鬼夜行图》,远非《清明上河图》的风和日丽;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可靠的人类之爱上:为了拿到绿卡一直不敢回国的比居在得知家乡发生动乱后,出于对父亲的担忧,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故土,回到了父亲身边。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作者本人意念中的一次回归:梁园虽好,却非久恋之乡;故园残破,却有着最可珍贵的亲情和文明之根。只是,这一部小说里她让比居成功地回去了,可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会真的一直留下吗?一直让塞伊痛心的从厨子到基恩的平民之赤贫,又将如何改变?小说当然不负责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只会让我们看完这本书后短暂地出一会儿神,知道还有这样的远方,这样的人们;进而想到我们的生活中,或许同样有被漠视和错待的,让人痛心的一切。
    来颖燕:突然发现我们今天的对谈,是很典型的“细读”,一直沉浸在具体文本的情境中,在这两部作品之间来回穿梭。我想,这也是基兰·德赛愿意看到的情形。对自己的作品自信的女作家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自己的身份前把“女”字去掉,让人们关注她们的作品而非性别。可以想见基兰·德赛一定如此。其实在西方文学圈内,很多人除了关注她的性别,还关注她与帕慕克的关系,称她是帕慕克的绯闻女友,但她在许多场合会回避这个话题。显然,她并不想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关注。我可以感知到她的许多焦虑,对于自己的身份,对于自己的归属。所以尽管她的作品里有深深的温情,叙述有条不紊,但还是会让人感到一种局促不安。她将这许多情绪和细节转而引向了一种象征,而前面提到的博尔赫斯的诗句,“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在达到希望的人”,正像是她的人生和创作历程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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