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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北京青年报 何肆

    
    
    借《我给记忆命名》出版,见到了席慕蓉女士。说是一场小型记者问答会,更像是中秋节前一次愉快的下午茶。在席慕蓉下榻的酒店,几人围坐,伴着人文社出品的精致月饼,完成了动情的漫谈。
    《我给记忆命名》是一本回忆之书,这本书是从席慕蓉年轻时的日记中摘取的人生片刻——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之书里,她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箧,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青春的色彩被完好保存在日记里,未曾褪色。
    回望年轻时日记里写下的词句,席慕蓉落了泪。并不是因为韶华逝去而叹惋,泪水中或许皆是岁月赋予的感慨。
    她说自己的身份是旁观者、旁听者。她是成长的旁观者,在这份自己记录的“旁观日记”中也意外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某种预言。
    自1989年踏上内蒙原乡,席慕蓉的身份又多了一重——是故乡的旁听者。第一次踏上故土创作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之后,她把更多的创作时间放在了书写原乡上,她变成了故乡的使者和草原文化的书写者。
    距离那场“席慕蓉热”已经过去多年,一代代读者是否仍然在诗人的抒情诗里徘徊流连?而诗人却说自己从未躺在盛名之上,她对盛名甚至是惧怕的,于是用自己的方式坚持成长。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听力和体力都不如壮年,但席慕蓉身上仍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她从容直面衰老,当起了“老学生”——把精力投注在更广阔的学习之中。
    
    1958年夏天,少年时
    “不要忘记这个时候”
    问:这本书名叫《我给记忆命名》,整理了您年轻时的很多日记。
    席慕蓉:是的,请你翻到第三页把第一则里这句话念一下吧。
    问:“也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翻开这两本日记,该怎样好笑呢?”
    席慕蓉:(忽然落泪,花了很久平复心情)小时候的日记里这么写,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当时肯定没想到,我怎么可能把日记本留到老的时候。可是,“老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看到这本日记,反而是哭得不行。人生啊不能预料。
    我有两个身份,除了席慕蓉以外,好像在没有回到老家之前我是席慕蓉的旁观者。我从小过日子,经常会告诉自己——“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比如我从小在香港生活,初中一年级要到台湾来。我记得马上离开香港的傍晚,我一个人走过修顿球场,那里是我童年的地标,我跟自己说:“席慕蓉,你要去换一个新生活了,你要记得现在。”我还记得那个路灯照着我穿的短裙子,照着我的影子,我看着我的影子跟我说,你不要忘记现在。这可能就是我在旁观自己的生活吧。
    等到了台湾,经常有一些时刻,比如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夏天跟朋友一起到太鲁阁去玩,我也会跟自己讲不要忘记,要把它记起来,所以就开始写日记。
    问:所以日记一直提醒您不要忘记这些时刻。
    席慕蓉:日记也是我的朋友。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母亲到处走,因为战争,我们辗转四川、南京、上海,每个学校都只念一两年。到香港的时候我不会说广东话,进去也找不到朋友,好不容易用五年学会了香港话,又到了台湾。
    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插班生,人家已经读初二了我才来,功课跟不上是一回事,交不到朋友啊。那是少年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我当时以为是自己有什么缺点吧,所以交不到朋友。那个时候不懂,其实别人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不需要新朋友了。
    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不会和父母倾诉。有了日记本以后,我就说给日记本听,日记变成了我的朋友。而写日记的时候是跟日记说话。再大一点我还写了诗,2012年我还把自己第一首写在日记本上的诗影印了,很乱七八糟的一首诗,给大家看。
    问:这些日记本能保存到“老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
    席慕蓉:因为是我的朋友嘛。小时候的几本日记都好好地留着,多亏了我的母亲。我两个姐姐比我先出国。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个小藤篮,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丢的东西,妈妈帮我们收起来。我姐姐是声乐家,她留下了一些乐谱和录音带,我二姐留的是日记,我出国前把几个日记本留在了小提篮里,回来妈妈完好地还给了我。我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想帮我们留东西,因为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初中那堂课种下了寻根的开端
    问:看到您1959年写的第二则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我的终生之忧已获解脱”。怎么理解“终身之忧”呢?
    席慕蓉:年轻时候的日记还真是我书写的见证人。那时我的词汇很少,我想“终生之忧”就是我当时的困惑吧。人跟人之间单独相处很容易变成好朋友,但是一个文化在跟另一个文化的群体相处的时候,却可能会有得自教育里面的偏见和成见。这成了我当时的“终生之忧”。
    我以前一直不觉得跟汉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跟我的朋友都处得很好。直到初中二年级的地理课,老师伤了我的心。那堂课上,老师只是出于好玩,为了提振我们听课的情绪,开玩笑一般把一个游牧文化解释成非常偏见的说法。
    那天我全班同学都回头,大笑——“有个蒙古人坐后面”。同学和老师他们只是觉得那是好玩的事情,可对我来说并不好玩。所以我回来在日记上写了这件事。我在家庭里面所受到的教育,和我在课堂上所受到的教育对这个文化的解释天差地别。我想也许“终生之忧”在这里吧。
    不止是我,后来我问过很多和我一样在台湾的来自内蒙古的同学,他们也一样在地理课堂上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我猜测,可能是这些地理老师在大学的时候都上过同一门课,课上有老师开了这样的玩笑。一个老师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班的学生,那么多班出来的老师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年代的教育。而那位老师绝对没有去过蒙古高原,绝对没有研究过游牧文化,他是道听途说的。所以教育这件事情可以变得可亲可善,也可以变得很恐怖。
    所以我的“终生之忧”大概就是后来我写的一首诗,我说如果我们单独地相遇,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融入群体,却成为永远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还是不自觉的。
    问:所以,这四十多年您一直不断探访蒙古高原,是否也和这堂课有关呢?
    席慕蓉:我觉得真的很可能,初中那一堂课种下了一个寻根的开端。
    因为那原本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地理老师,还会唱歌,声音很好听。但是那堂课他突然间变了,用那样恶劣的态度来说另外一个民族,让我很受伤。我把自己的愤怒写在日记上,可是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当时更多是无能为力。那时候自己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就算我父母给了我很多好的教育,但那是不够反驳老师的。
    那种无能为力感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到我回到老家。即使中间我断断续续看了关于蒙古高原和游牧文明的东西,也还是不够。只有站在那块土地上,人才突然间明白——大自然才是原文。这也是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原乡看到草原时的感慨。我相信每个人他跟他的族群是有关联的。
    
    1966年,布鲁塞尔个人画展
    “故乡”课堂里迟来的旁听生
    问:站在原乡的土地上,您感受到什么?
    席慕蓉:走上草原之后,我还弄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我的父母在年老之后很少提到故乡。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乡——他们丢掉的是那么大的故乡,那么大的高原,那样的山河,那样的文化,那样的遗传。我才懂得那个回忆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残忍的。他们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想和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做了断。想想看,现在就算不小心丢掉了一个好看的小首饰,都会心疼得很,但他们是把整个故乡都丢了。
    等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有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身份——旁听者。
    问:您当时写了一首诗《旁听生》: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后来这30年间您认真研究蒙古文化,经常到蒙古高原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故乡来讲,您还是旁听生吗?
    席慕蓉:我不会母语,我不能阅读母语,其实我还只是旁听。虽然研究了这么久,但是我这个旁听生也就是东抄西看这样的。之前有人让我去就蒙古文化做演讲,我起了个名字是“我所知道的蒙古文化”,主办方说这样讲有点无聊,不如直接叫“蒙古文化”。可我说,我绝对没有资格讲蒙古文化,只能讲“我所知道的”,我离真正透彻地了解蒙古文化还差得远,我还是旁听生,只是稍微多写了一点东西。我还有很想要做的事情,比如去找牧马人,跟着牧马人走了五年。
    问:您后来一直在写有关家乡的诗,包括近年也在写英雄的叙事诗,您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吗?
    席慕蓉:说到写英雄叙事诗,可以讲一讲我和叶嘉莹先生的一段故事。我从2010年就开始发表英雄叙事诗《英雄噶尔丹》。叶先生看到之后打电话语气非常急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诗?她说很奇怪,跟你从前的诗不一样,叶先生希望我继续写我的感性的抒情诗。
    那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自己就是想要写一个失败的英雄。我写的英雄噶尔丹,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是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后来叶先生建议我多写几首,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研究了蒙古秘史,写了《英雄哲别》和《锁儿罕失剌》。锁儿罕失剌其实不能算英雄,因为他没有什么战功,可是他是年轻的铁木真的救命恩人。
    这三首写完以后,叶先生还说不好。这本书里我记下了我们的交流。我和叶嘉莹先生解释,这些诗是我非写不可,以前的创作,是诗歌来找我,然后我写出来;现在这些英雄组歌,是我自己去找这首诗,我想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叶先生说,那就写吧,是值得的。
    叶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说“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本能”,她后来大概觉得这些英雄组诗是我生命的本能,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好啊,就不害怕了。后来我就一直写,又写了一首长诗叫《英雄博尔术》。后来遇到很多贵人,包括遇见了齐邦媛先生,她也鼓励我写英雄叙事诗。但是她对我的成绩非常失望,她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改。我有时候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再遇到这样的老师?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写吧,以后的日子多把时间放在我的英雄叙事诗上。
    
    1989年,在家乡的边界上
    “席慕蓉热”盛名曾让我害怕
    问:您刚讲了自己是成长的旁观者和故乡旁听者,想问问您亲历者的部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大陆读您抒情诗的读者非常多,掀起了“席慕蓉热”,作为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您如何看待当时的“席慕蓉热”呢?
    席慕蓉: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热”,我只是觉得这让我开始有点害怕。我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总是觉得,别人给你这么多,也会给你拿走,盛名是别人给你的,也可以拿走,所以我不能把它当真。
    当时有人劝过我,说席慕蓉畅销到这个程度,你可以辞职不用去教书了。我心想还是要以教学生画画作为职业啊,因为我很喜欢,我觉得我跟年轻的学生一起画画,这就是我要的,才是我的本业。说出来别人可能都不信,从年轻到现在,诗歌都是我的兴趣。我不能说我不喜欢畅销,我只是不敢把它当真,我要继续做我的事。我最开始的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都是我在安静的晚上自己写的。
    问:您是担心在盛名之下,您写的诗会和以前不一样吗?
    席慕蓉:刚开始的盛名是让我害怕的,我就是想努力躲开这种。我觉得盛名不可靠。可是如果你一直写下去,那就是你自己要写,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好好做该做的事情。
    中间我有十二年没有出版诗集。不出书的十二年,也是告诉自己,我努力过自己的日子。但我的努力没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我把自己稍微按捺一下,去画图,去开画展;中间我回老家,遇到父亲过世。十二年里我在写诗,但没有发表。十二年之后出版《边缘光影》的时候,我打开来看,吓坏了,原来这十二年都在写,原来诗就是我自己。把十二年里面的诗放在一起我才明白,我还是要写,因为诗就是我。何必因为其他的影响,把我给消灭掉?我不需要消灭我,我只需要保持我。
    问:采访开始的时候,您让我们每个人都大点声,说现在听力有点衰退。您会担心衰老这件事吗?当衰老摆在面前的时候,您是怎么面对它的?
    席慕蓉:衰老已经在我面前了。不知道我的右耳还是左耳绝对是退化了,我每年来大陆一次,去年那位朋友跟我说的话,我都听得见;今年他低声的我就听不见;再过一年,我更听不见。原来这是很好的测验,我一年一年在退化中。我已经有一个膝关节是人工关节了,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好:“挺好,换了一块马蹄铁,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了。”
    我当年40多岁回来蒙古高原,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真是不管怎么颠簸都无所谓。现在如果到草原上,我还是不累,但是我在台北过个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现在对学习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少。之前我女儿回来看我,想在我书架上翻翻小说解闷,结果找到的都是教科书。我现在在研究历史,现在有一种“大历史”的观点,主张把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直在研究。
    我想,衰老的是你的身体,你可得听它的话。但我在想怎么在学习上面当一个老学生。前几天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位教育学学者,他说正是这种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进行的学习,才是无用之大用,才会有那么大的愉快。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学生,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如以前,好像我的理解力,比我年轻的时候好多了。
    席慕蓉,祖籍内蒙古,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及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现为专业画家,亦是内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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