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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3 《当代外语研究》 杜世洪

    【责编荐书】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钱冠连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2007年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奖一等奖 ,2017年获外语类图书重要奖项“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2018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将以英、俄、法等多种语言进行翻译并在国外相应出版社出版。作品获得业内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之无愧的“21世纪新经典学术著作,语言哲学研究必读作品”。
    此次重印出版,在如下方面有所更新:封面做了全新设计和制作,使作品更具时代感;作者亲自泼墨手写“重印感言”作为夹页,以点睛之笔对作品的内涵乃至做学问的方法做了精辟概括;此次印刷对内文做了再次校对,纠正了一些文字错误,使作品更趋完善;书末附录更新了参考书目和新出作品名称。由此项更新中,我们可以窥见,近年来作者虽几近耄耋之年,依然不断汲取新知;笔耕不辍,新作频频问世。一代学者风范跃然眼前。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
    作者:钱冠连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第1版时间:2005年4月
    本次印刷时间:2019年7月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杜世洪教授撰专文对《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及钱冠连先生的语言研究做了解读,在此全文分享给读者。
     
     
    语言研究的智慧与方法
    ——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和“钱冠连的绳子”

     
    【摘要】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需要的是哲学的智慧与方法。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在哲学轨道上进行,走出了一条由语言现象研究通往开启智慧之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钱冠连化智慧为理论、化理论为方法,展现了苏格拉底式的审查法、柏拉图式的构想法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范畴法。钱冠连在审查中形成研究问题,在构想中推出新的概念和理论,而在明定范畴时,则是在语言经验事实的研究中做到“明类、知故、晓理”。钱冠连在《美学语言学》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在《语言全息论》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中得到了回答。钱冠连的哲学思想是对古希腊宇宙观的发问与解答。古希腊哲学家虽然认识到了“宇宙的秩序”同“人类思想的秩序”类似,但似乎未找到这两种秩序的联系方法。钱冠连找到了捆绑这两种秩序的方法。语言全息关系就是用来捆绑宇宙、人和语言的绳子。“钱冠连的绳子”还用来串起语词与世界的道理,把人的存在维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钱冠连的绳子”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哲学贡献。
    1.引言
    在求真的道路上,“哲学家不是安享现成的游客,而是拓宽认识疆域的先锋”。语言研究的求真之路看似平凡无奇,但在具有智慧和充满方法的研究者脚下,语言研究的道路恰恰是研究者哲学思想的具体呈现。钱冠连的语言研究是“眼光与定力”的体现,结出的是智慧与方法的硕果。
    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呈现了什么样的方法、展现出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呢?正是这一组问题引领我们重新阅读钱冠连的著述,并在哲学的轨道上来探索和领会其中的哲学思想。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事先铸造成型的器皿,在行事中再把它加以使用。正如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具有哲学思想,乔姆斯基本人后来也曾提及笛卡尔和康德,然而,我们知道乔姆斯基做研究时,并不是先把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作为器皿,先拿将出来,然后再往里面装东西。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在他的哲学活动中形成的。如果把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比喻成炒菜的香味,那么这香味恰恰来自那业已炒就、装入盘中的菜。香味随菜而生,菜因香味而在。钱冠连的哲学思想不是那处于盛菜中的盘,而是那盘中菜的味,这味源于他的语言研究。
    钱冠连的语言研究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时间为节点,以作品为标志,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语用学研究阶段(1986—1997),代表作包括1986年在《现代外语》发表的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和1997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等;西方语言哲学研究阶段(1999—2006),代表作包括1999 年在《外国语》发表的论文《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 《语言全息论》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等;后分析性语言哲学研究阶段(2007至今),代表作包括2007年在《外语学刊》发表的论文《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等。其实,我们认为这一阶段更应包括2013年钱冠连在《当代外语研究》发表的《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一文,这是后分析性语言哲学的代表作,呈现了哲学考察的方法与概念考察的工具。纵观钱冠连的著述,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可以用“一条道路,三种走法”来概括。
    2.语言研究的智慧之路
    钱冠连的语言研究走的是一条由语言现象研究通往开启智慧之门的道路。这里的关键词是“语言现象”和“智慧”。语言现象对普通人而言并不深奥,似乎没什么值得深究的所在。然而,倘若以智慧的眼光来看,语言现象就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了。怎样从语言现象研究升华到智慧?这是钱冠连的学术追求之一。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闭幕式上,钱冠连做了题为“我们为智慧而来”的发言。他说:“哲学因为它的形而上吓走了一些人,也因为它的智慧而留住了一些人。”在哲学门前,是走还是留,这是真做学问和假做学问的选择,或者说是分水岭。问学之人,面对智慧之龙,谁真爱龙,谁是叶公,一经选择便自有分晓。《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中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三宝:一是快乐,二是智慧,三是创造力”。钱冠连把这三宝用到了他的求学、教学和治学中,其中智慧是钱冠连学术活动赖以进行的核心构件。
    那么,什么是智慧呢?对于这一本体论问题,我们虽然无法用本体论方式来回答,但我们最终可以找到属于认识论方法的若干答案来,这些答案不仅在古今圣贤那里呈现为普遍化的论述,而且还在钱冠连的学术活动中涌现为具体化的启示。
    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智慧一直是一个核心观念。人们不仅渴望智慧,而且更加想知道什么是智慧以及如何获得智慧。无论人们的信仰如何,人们把智慧置于神圣的地位,智慧堪比上帝。上帝却在尼采那里早已死了,但智慧却永不消亡。《圣经》有谚语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圣者便是聪明。”其实,《圣经》中《詹姆士篇》第1章第5段明确说出:“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let him ask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reproach, and it will be given him.”这是在说,智慧是上帝恩泽的体现;而《谚语篇》第2章第6段说:“For the Lord gives wisdom; from his mouth com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智慧伴随着虔诚和敬拜,智慧并不只是知识和理解的另一种形式。陈嘉映选编的《西方大观念》下卷《智慧》一章说:“智慧还有一个独特的标志,它不会被错误地运用。”这似乎也在说,智慧一方面具有神圣的特点,另一方面是道德的完美体现。正因为智慧具有神圣的特点,善良者终能以智慧为伴,邪恶者无论多么狡猾奸诈其实到底与智慧无缘。
    柏拉图同样把智慧置于很崇高的地位,他甚至不把哲学家称为智慧之人,只是说哲学家是智慧的热爱者。也就是说,哲学家对智慧的热爱,有如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对上帝的敬拜。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声称,智慧的热爱者既不是智慧的也不是无知的,他们是部分地介于智慧和无知之间。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智慧的看法,亚氏把智慧定义为“哲学知识”,他用“哲学智慧”这一术语将“思辨智慧”和“实践智慧”区别开来, 暗示了哲学家可以获得他所追求的智慧。
    钱冠连把智慧当成人生三宝之一,同样是把智慧置于崇高的地位,这符合柏拉图的做法;他那“我们为智慧而来”的宣告,却正与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吻合。智慧虽然地位崇高,但毕竟可以让热爱智慧的人追求得到。钱冠连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给研究生讲授“西方语言哲学”课程后,就明确要求学生反思并总结在研习西方哲学过程中领悟到了什么样的智慧。这种要求或许会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莫名其妙,这“莫名其妙”正是《会饮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的人也不追求智慧”。其实,在我们看来,钱冠连授课时让学生领悟智慧的这种要求却真正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智慧观——做人做学问首要之事就是开启智慧。
    钱冠连对想要跟随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考生提出过几点要求,其中包括抛却世俗功名利禄之心,静心研读学术著作,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今天看来,这要求绝不是“老学究”的苛刻,而正是出于对学术和智慧的崇敬。这崇敬符合普拉提诺关于智慧的认识:“智慧是宁静的存在状态的条件。”钱冠连也说:
    “活得干净远比活得辉煌更有意义。窃以为,保持住人性不扭曲与内心的宁静,是要不要去争取一份利益的最后取舍标准。”
    这话掷地有声,算是对普拉提诺“智慧观”的诠释与补充。“宁静”与“干净”是智慧的恰当标签。“宁静”是生活赋予的存在状态,她一方面要人们去接受一切无法改变的事实,另一方面却更要鼓励人们去改变一切本可以改变的事物。知道宁静这种存在状态,就是智慧的体现。而“干净”不仅仅是“保持人性不扭曲”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只要敬畏智慧,只要把智慧置于崇高的位置来追求,那么“干净”就是“圣洁”的存在状态的通俗称谓。徐真华赠钱冠连的诗云:“古来智者皆寂寞,惟有学问留人间”,这反映的正是钱冠连的“宁静”而又“干净”的爱智精神,是对完美德行的追求。我们认为,这正是钱冠连脚下那条由语言现象研究通往开启智慧之门的道路的标志,是钱冠连的智慧和智慧观在语言研究中的体现。概而言之,钱冠连的智慧就是一种澄明境界。一个达到澄明境界的人就比同路人更有智慧,就比同路人看得更广、懂得更多、知得更深、行得更远。其实,汉语文化中的“宁静致远”从语言表层说出了这一道理,“宁静”之所以能够“致远”,深层的道理就在于智慧才是一切的推动力。
    前文把钱冠连的语言研究概括为“一条道路,三种走法”,我们已经对构成这条路的核心构件(智慧)及标志(宁静与干净)做了说明。下面我们就要谈谈这条道路的价值与目的——语言研究何为?
    理解了钱冠连的智慧和智慧观,就能够正确理解“语言研究何为”这一困扰当今一些年轻学人的问题。如果说答案就在语言研究的道路上,追求智慧本身就是语言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显然这一回答颇有形上之思的玄妙味道,还需要浅显易懂的解释。学界视钱冠连为“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的领航者”,这一称谓凸显了哲学的轨道。在哲学的轨道上,我们谈论语言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其实就是思考哲学的目的和价值。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就在哲学轨道上进行。
    哲学家怀特海在谈论哲学的目的时说,哲学是心智的一种批判态度,瞄向的是“对种种教条的无知满足”(doctrines ignorantly entertained)。这种哲学态度就是要打破这类“无知满足”而坚定地拓宽我们对现有思维中每一观念的理解和运用,这就要求我们追问每一个语词、每一个短语在思维表达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怀特海看来,从事哲学就不能满足于所谓的“每个明白人”(every sensible person)都知道的常理。如果停止对常理的追问,也就停止了哲学工作。哲学家就要敢于“突破有限领域的界限”(assaulting the boundaries of finitude)。哲学的用途就在于“滋养积极的新观念,这些根本观念会让社会系统异彩纷呈”。钱冠连的人生三宝之一“创造力”契合的正是怀特海所说的“突破有限领域的界限”以便 “滋养积极的新观念”,让新观念引领社会潮流、丰富社会内涵。这不仅是“语言研究何为”的答案所在,而且也是“何为智慧”的简便衡量标准之一:有无突破、有无创造。
    要在语言研究道路上建功立业,就要拥有钱冠连所强调的“创造力”。这创造力就应该用在罗素那关于确定知识的批判上。罗素认为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确定的知识,而在于“对知识的不确定性”进行全面探索。没有哲学修养的普通人容易受到习惯、常识的束缚,而不假思索地认定他所生活的世界是 清楚确定的,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产生任何质疑。在罗素看来,一旦开始哲学追问,即便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也会引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哲学的价值就在于问常人之不问、思常人之不思,从而突破“自我”(self)而扩展到“非我”(not-self)。真正的哲学沉思就在于非我的扩展。哲学就是要发问,通过发问来扩展我们对事物可能性的理解,扩展对事物所形成的概念。
    怀特海和罗素阐明的道理正是皮尔士对哲学目的所做的怀疑和批判。皮尔士认为,人们对过去的哲学观点持有的态度多是相信,很少怀疑。他们在相信的状态下,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别人的学说,还养成了宁愿相信而不愿怀疑的习惯。殊不知,既有哲学中概念混乱者太多。有的人满脑子是稀里糊涂的概念,一团泥淖,还自以为只要学会了那些混浊的概念,自己就有了清晰的掌握。其实这样实属囫囵吞枣。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们习惯于相信,而不太愿意怀疑,更不知道怎样怀疑。相信成了习惯,不需要代价,而怀疑需要方法,代价很大。在皮尔士看来,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头脑中是没有多少概念的,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无用的概念。那么,我们怎样做到头脑清晰呢?即“如何把我们的观念表达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呢?
    清理哲学中的概念混乱,清晰表达自己的观念。这是皮尔士的抱负,也是钱冠连对治学的严格要求。这种抱负和要求完全符合现代分析哲学的宗旨。一代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不折不扣地倡导这一哲学理念。作为西方哲学的伟大革新者,他从哲学“那些源远流长的争论”出发,“向所有的参与者发出了质疑”,提出了“自己对哲学本质的另一种构想”。他主张说,“从事哲学研究就是从事一项概念澄清的活动”;“哲学中的成果是:概念混乱的消除、哲学问题的解决或消解。哲学问题是概念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而对它们的解决或消解要通过考察概念和语法来实现”。
    从维特根斯坦角度看,外语界以钱冠连为“西方语言哲学的领航者”的语言研究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针对我们容易犯的概念混乱这种理智疾病进行治疗,另一方面,我们要针对导致哲学困惑的那部分语言进行澄清,即要在日常语言使用中追求明晰的表述。钱冠连说,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语言行为虽不是人的全部生存状态,却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然而,我们赖以生活的语言却并非确定的、清楚明了的。语言和概念相互交织,没有概念的语言只是符号,而离开语言符号的概念却难以得到表达和传递。语言符号本身有限,但概念在数量和个体的疆域上都可能无限延伸。这样就会在有限和无限之间、静止的符号和动态的概念之间产生出张力甚至混乱。
    外语界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倘能厘清语言问题和概念问题,倘能突破有限的认识疆域,倘能提出新的观念、推出具有实效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倘能有无数个这样或那样的倘能,那么钱冠连脚下这条由语言研究通往开启智慧之门的学术道路的价值就会充分体现出来。
    3.语言研究的哲学方法
    钱冠连脚下的智慧之路有“三种走法”,就是钱冠连学术研究所呈现的三大哲学方法。这三大方法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苏、柏、亚各自的哲学方法成了后人进行哲学研究的三大典型方法。怀特海说:“欧洲哲学传统的确定的、常见的特征化发展包含着对柏拉图一系列的脚注”。这话最早见于1929年,慢慢地在哲学界流传并演绎为:整个欧洲的哲学发展实际上是对柏拉图的注解。换句话说,现代哲学所谈论的重要问题归根到底都能够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根源。这是从哲学话题本身做出的概括性结论。其实,从哲学的方法论看,现代哲学研究仍然是对古希 腊哲学家特别是苏、柏、亚三人的继承。在哲学方法论上,我们认为钱冠连的三大哲学方法源于苏?柏?亚?苏格拉底是“审查家”(The Examiner),柏拉图是“构想家”(The Formulator),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范畴家”(The Categorizer)?对应的方法是:勤审查、敢构想、明范畴。
    作为审查家,苏格拉底哲学方法的基本模式是“提问—回答—再问—再答……”,直到揭示谬误或者确定真知?“苏格拉底常常称自己是一位思想的助产士, 凭借自己的辩证技巧,使另一人头脑中隐伏的真理得以诞生?”这种辩证的审查方法在司各特(Gary Alan Scott)看来就是苏格拉底的标志性方法,属于苏格拉底的“Elenchus”,即“反驳式逻辑论证”。苏格拉底的名言,“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可译成:人生不审查,活着不值价。苏格拉底说这话有其针对性,目的是为了让当时希腊的年轻人明晰思维,不要被现象蒙蔽,不要盲从权威,而要勤于思考,勇于发问,敢于透过现象获取真知?苏格拉底审查方法的典型英文句式就是“What is X?”其中的X是一个变量,有许多变体,这一句式会因X的变化而反复使用,直到无数个概念不同但相互关联的X问出之后,当事人就势必能够深化既有认识,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钱冠连问学的路子就有苏格拉底式审查方法的影子。审查可分为“外审”与“内审”。外审是指审查身外世界的事物和观念,又可叫批判,而内审则指审查内心世界的认知与行为,大致等同于反省,或自我反省。2001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钱冠连大声疾呼,中国语用学研究者应该反省反省,拿出自己的理论来。这一疾呼看似对他人提出了要求,属于“外审”性的批判,实质上更多的却是钱冠连自己问学精神中“内审”的外显。这外显出来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审查精神。几年后,钱冠连写道:
    我还认为,“反思与自省之后又会赢得真正深刻与清醒的愉悦。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但是’,身处愉悦之中的人们往往不会反思与自省,只有体验过痛苦的人或民族,才会反思自己的失缺,赢得真正深刻的快乐与幸福。人生,总在痛苦与愉悦的更替中进行下去。”
    凭着这种审查精神与方法,钱冠连的语用学研究审查了“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指出“人们对冗余信息的态度是矛盾的”;批判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认为“合作不必是原则”,并从“言语功能假信息”的研究中发现,“假信息论加入了拯救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的行列”;提出了“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在哪里”,以及当今语用学研究“中国的位置在哪里”等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外语界有不少人特别依赖国外理论,把别人的理论当成了一座山,一边打着“靠山吃山”的小算盘,另一边却被这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在智慧的眼光下,别人的理论应该只是一块砖,可以用来铺砌新的学问之路。
    钱冠连说:“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处于幼儿的没有断奶的时代。没有断奶就是靠别人喂奶”。这里审查出的不只是一种学术状态,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在语言使用的经验事实层面上,普通人习惯于不去思考语言冗余信息如此这般的问题;在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刚刚进入国内学者视野时,很多人习惯于只是解释合作原则的解释力;在拿来主义仍然十分活跃时,学术界习惯于唯洋人马首是瞻……。就在这样那样习惯于接受、习惯于对西洋理论顶礼膜拜而故步自封的坚冰环境里,钱冠连挥舞起苏格拉底的审查板斧,劈向理论玩偶,发出破冰巨吼:“中国的语言学,大学生完成了本科汉语与外语的学习就去搞语言研究,没有哲学的前期训练,不肤浅才怪呢。”这一吼与苏格拉底异时同心,苏格拉底当时教育的是雅典的年轻人,钱冠连针对的却是当今我们中国的年轻学人。
    年轻学人怎样做才不肤浅呢?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告诉我们,哲学家面临的伟大任务就是要从短暂的阴影洞穴中钻出来,摆脱各种玩偶的操纵,抛弃洞中认识到的假象。有道是,洞里观影千百度,蓦然回首,真知却在,洞外阳光处。
    如果说苏格拉底勤于审查,那么柏拉图则是敢于构想。作为构想家,柏拉图的脑袋里构想出的却是人脑无法想象的“理型”,它高于具体世界的存在,构成了世界,而且还超越世界。理型的构想发端于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就是人们称之为“思想的最高形式”(the highest form of thought)的辩证法。
    辩证法其实是关于世界构成的二元论的概念考察法。在二元论辩证法的视野下,世界分为可见的或可感知的事物或现象与不可见或不可感知的“理型”。在这里,柏拉图不满足于对可感知的事物的理解,而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生出一个新的概念来——理型的存在。这一存在被称为“柏拉图的胡须”,它让奥康的剃刀犯了难。在柏拉图看来,普通人的认识要经历一个从可感知的事物上升到感悟“理型”的过程,即经历“意见”、“知识”和“最高智慧”,经历由我观之、由物观之和由理观之三个过程。这就是说,人们最容易从“我”个人出发形成“意见”,而且常把意见当知识;人们也相对容易由“物”的客观实在出发去获取“知识”,却又可能误把知识当智慧;但是,人们却不太容易由普遍之“理”出发去获得“智慧”。原因何在呢?在柏拉图看来,人们忘了从辩证法的 角度来审查自己的概念,只习惯于简单地使用概念, 彻底忘了有责任对概念进行审查、反驳、修补与强化。
    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看,一门学问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技能、知识、理论和智慧。这四个层面是一个等级式塔形结构。技能是底层,绝大多数人满足于在技能层面做事,很多人能够在知识层面活动,不少人能在理论层面创新,但是,只有很少人才能达到智慧的顶层。智慧让人获得自由,智慧之人不仅能创造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化理论为知识与方法,化理论为德行。于此,我们大致可以说,钱冠连所说的“没有哲学的前期训练”的语言研究的“肤浅”,恐怕就是在技能通向智慧的这一学问高塔中所处的层次不高。肤浅的学问,即便有一较高的层次,恐怕也会因固执地待在某一层面,不愿贯通各个层面,而在有限的疆域里自娱自乐。
    钱冠连在哲学轨道上做的语言研究以及西方哲学研究不仅运用了柏拉图辩证法的概念考察,而且还有柏拉图式的大胆构想。钱冠连在《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中引他人的话说:“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他自己也说:
    看一个人的语言状况,就是看一个[人]的生命状况。从语言结构了解宇宙的结构,因为宇宙结构与语言结构是全息的。
    这里论辩的方法正是柏拉图二元论的辩证法,分清了“能把握的”和“不能把握的”。同时,指出了“语言—生命—宇宙”的联系。这是钱冠连关于世界结构的构想,走的是柏拉图辩证的概念考察的构想之路。在《美学语言学》的最后一章,钱冠连阐述了“语言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的关系,认为语言的“声音是大自然的实体之一”,自然宇宙运动有节奏,“语言的运动也有节奏”。这正是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的宇宙观——有序的宇宙具有运动的规律。可以说,钱冠连继承了希腊人双重遗产中的宇宙思想遗产。当代西方思想史家塔纳斯说希腊人留下了“神话意识”和宇宙“思想”这样的双重遗产,古希腊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到柏拉图一直有人认为:
    The world is an ordered cosmos,whose order is akin to an order within the human mind. A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world is therefore possible. (世界乃一个有序的宇宙,其秩序类似人类思想内部的秩序。因此,对经验世界作理性的分析是可能的。)
    应该说,这是钱冠连哲学思想的始发点。古希腊哲学家很想把宇宙的有序结构和人的思想捆绑在一起,却没有找到捆绑的方法,就在这一重要环节上,钱冠连则把捆绑的绳子找了出来——语言全息论。在希腊人甚至柏拉图那里,宇宙的秩序大致类似于人类思想的内部秩序,而在钱冠连的《语言全息论》里,宇宙、人体和语言三者契合,人类思想和宇宙具有语言全息关系。《语言全息论》一书回答的是钱冠连的美学语言学留下来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大宇宙的运动有节奏,语言的运动也有节奏?为什么自然宇宙美的表现形式与语言美的表现形式相同?全息关系就是钱冠连用来捆绑宇宙、人和语言的绳子,这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贡献。在《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一书里,钱冠连把语言放在核心位置,认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这一组命题背后既有海德格尔思想的指导,又有柏拉图二元辩证法的体现。“语言是存在之家”在海德格尔那里多少有些虚幻,而钱冠连领悟到这虚幻的根由,把像柏拉图的理想那样虚幻的“存在”带入到可以经验的语言,并认定“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这是把理性天空的思想活动捆绑到语言经验的大地上。“程式性语言行为”是人类理性活动的经验性物化。不过,就在这一点上,钱冠连的思想潜藏着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上帝在尼采眼里死了,语言会不会在钱冠连的“程式性语言行为”中死亡呢?这虽然不是钱冠连直接提出来的,但这恰恰是钱冠连的思想引发出来的哲学问题。
    正如柏拉图的胡须很硬,钱冠连的绳子很牢,它不仅捆绑了古希腊哲学观念下的“有序的宇宙”和“有序的人类思想”,而且在钱冠连关于“后语言哲学建构”的思考中,这绳子还要用来“从语词分析找到入口”,然后再“从世界与人的道理找到出口”。这仍然是出于柏拉图二元辩证法的构想: 语言研究可以从“形而下”的语词分析入手,去揭示关于世界和人的“形而上”的道理。这既是在柏拉图“敢于构想”的理性天空翱翔,又是在亚里士多德“明定范畴”的经验大地上信步。
    钱冠连语言研究的智慧之路的第三种走法就是在经验事实上“明定范畴”,这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概述为:明其类、知其故、晓其理。明其类是对语言经验事实进行范畴性类别划分,知其故就是要认识各类经验事实的状态和性质,而晓其理能够从语言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形而上的道理。钱冠连关于后分析性语言哲学的研究展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
    在《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中,钱冠连呼吁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应该做到“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作它的老问题”,推出“以新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其实,这就是语言研究的明类、知故、晓理。钱冠连最近发表的《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就显示了这一方法。原文内容较为复杂,为了简要说明钱冠连对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的运用,我们下面另举看似“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哲学训练,假设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方法,那么试想一想,关于汉语的“是”字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分析呢? 把它放到判断句中,我们会举出什么样的例子来呢? 例句可以举出很多,但我们是不是清楚地知道所举例子的性质与类别呢?做语言研究的人可能会用某个语言学理论来解读“是”字句,但是,关于“是”字句,从下面例子中能看出些什么道理呢?
    (1)平面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2)烫伤小明左手的东西是开水。
    (3)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4)保佑你的力量是上帝。
    (5)我的明天是梯形。
    在明其类、知其故、晓其理的方法论指导下,我们知道句(1)是先验知识的恒真句,例(2)是经验知识句,例(3)是“意见”句,例(4)是“信念”句,而例(5)可能是荒诞句,可能无意义。虽然,这样的分类分析,只不过就“是”字的研究开了个头,还没有把“是” 字背后的哲学问题和认知问题弄清楚,但是,这样的分析才有亚里士多德“明定范畴”的研究旨趣。
    对“是”字句进行这样的分类说明,这里需要的是哲学的智慧和方法。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这智慧和方法化成概念考察的哲学工具。语言研究、认知科学研究等离不开概念考察和相应的考察工具,而概念考察的工具却是从哲学的智慧和方法中演化而成。具有哲学的头脑,就能掌握哲学上的概念考察的种种工具。什么是概念考察的工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叙述,但有了这些工具,语言研究就能走上智慧之路。
    4.结语
    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属于什么哲学派别呢?该不该标记成“什么什么”主义呢?我们在此不做判断。理由有二:第一,把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标记成某个主义易,用某个主义来概括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全貌 却难。但凡称得上伟大的思想,均不宜用具体的某个主义来束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各自的哲学属于何种主义,并不重要。第二,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并不欣赏单一的主义,更不能容忍任何单一主义的独断专行。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属于什么样的派别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具有哲学的智慧和方法。阅读钱冠连的著述,享受的是精神之餐,闻到的是哲学之味。
    钱冠连的哲学思想具有特点。就特点而论,正 如我们忘不了西方先哲中的“柏拉图的洞穴”、“柏拉图的胡须”、“奥康的剃刀”、“休谟的铡刀”、“康德的帷幕”、“维特根斯坦的梯子”等,我们肯定忘不了当今外语界“钱冠连的绳子”。在“钱冠连的绳子”的示范下,我们做语言研究,不但要弄明白我们的研究处在技能、知识、理论和智慧这一塔式结构的什么层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勤审查、敢构想以及明范畴。
    审查发现问题,构想形成理论,而明定范畴就要带着问题,在语言经验事实面前,明其类、知其故、晓其理。毕竟,语言是我们赖以存在的家园。
    (本文原载《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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