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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3 爱思想 杨玉霞 魏建

    
    
    内容提要:郭沫若的七律《重访晋祠》与《重到晋祠》实为同一首诗,一则书为条幅,一则刊发于《光明日报》。《重访晋祠》在文物市场上标出高价,《重到晋祠》却被《郭沫若全集》遗漏其外,成为佚作。此诗情致曲折似有深意,用语朴雅有古意,与郭沫若写于1959年的《游晋祠》相互应和,在其《大寨行》组诗十八首中,是诗歌意味最为浓郁的一首别致之作。作为其时郭沫若难得的性情之作,作为全面读解郭沫若的重要文本,《重到晋祠》不应被忽略。
    关 键 词:郭沫若  《重到晋祠》  《大寨行》组诗
    《重到晋祠》以《大寨行》组诗之首,于1966年1月1日刊发于《光明日报》,但在其后却被忽略,甚至未被收入卷帙浩繁的《郭沫若全集》(38卷)而成为一首佚作。但所幸,此诗于近年来被重新发掘,主要论著有:丁茂远编著《〈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①将这首七律列出,并做了四点注释;冯锡刚《“康公左手书奇字”——郭沫若与康生》②一文、《“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③一书,以这首七律切入郭沫若与康生关系的解读,并进一步阐释郭沫若在“文革”前的心理变化和政治作为;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④一文将这首诗作为郭沫若与“大寨”关系的一个方面来解读;贾振勇的《郭沫若研究十六讲》⑤之第十四讲,也是以这首诗作为切入点体察郭沫若在“文革”前的内心世界。但是,关于这首诗仍有一些细节问题尚未被厘清,或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谬误,笔者拟在此作细致考察,以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能够补苴罅漏、纠偏正误。
    一、《重访晋祠》与《重到晋祠》
    郭沫若在1965年冬赴山西大寨视察,重游晋祠后书成《重访晋祠》,写就即赠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此时,其副省长身份还有待省人代会正式确认)的黄克诚将军,此后一直在黄克诚办公室悬挂。1967年1月,黄克诚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揪斗关押,并很快被押送回北京,开始其长达八年多的监禁生活。这一条幅遂被黄克诚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保存。虽然1975年黄克诚回到山西,但开始是被安排住在宾馆,后来又被安排住在晋祠招待所,一直处于监护之中而未能分配工作,直到“四人帮”倒台,黄克诚返回北京。想必这一条幅也因此而流落在外,最终流入拍卖市场。这首七律并没有题目,写作时间也没有明确标明,只在诗后落款中注明:一九六五年冬重访晋祠。条幅尺寸为81×147厘米,钤印为“郭沫若”,收藏印为“怀清天地庐收藏书画印”。
    1966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以《大寨行》为标题,套红且为手迹印制,刊出郭沫若大寨一行所作旧体诗18首,不以写作时间编次。郭沫若将与《重访晋祠》条幅同样的诗作内容以《重到晋祠》为题,并作为组诗的第一首。其余十七首分别是《访太原乳牛场》《访天龙寺石窟》《访贾家庄》《访杏花村》《参观刘胡兰纪念馆》《访运城》《运城烈士陵园植树》《访原王庄》《访西元》《访界村》《参观盐池》《看晋剧种种》《为别社教队同志》《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宿阳泉市》《过娘子关》(以上16首均为七律)、《颂大寨》(五律)⑥。从《重访晋祠》到《重到晋祠》,郭老并未修改诗歌内容,只是将原落款中的“访”改为题目中的“到”,语气似更加客观,并与后面几首“访……”区别开来,似有着重之意。原诗如下:
    康公左手书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
    周柏低头迎旧识,铁人举手索新诗。
    欲流荇菜情难已,惊见睡莲花未衰。
    悬瓮山头松失翠,顿憎旱魃费鞭笞。
    关于《重到晋祠》的具体写作时间,条幅上只约略说“1965年冬”。冯锡刚在《“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称:“五、六两日,郭沫若重游晋祠,留下最富诗意后来却又颇多忌讳的《重到晋祠》,还兴致勃勃去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寺石窟参观,访问太原乳牛场。”⑦而据夏鼐日记记载:
    1965年1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9时30分车抵太原。山西省人委派常委史纪言、省交际处处长来接郭院长。出站后,他陪着郭院长及徐老乘小汽车先走,我们乘一辆大汽车后随,由东郊沿马路至晋祠招待所,用早点后出来赴晋祠游览。⑧
    因此,冯文所记郭沫若游览晋祠时间有误,不是五、六两日,而是11月20日。《重到晋祠》当然也并非如其所说是五日、六日所题写。
    《重访晋祠》的书法条幅,现在作为文物,估价不低。2009年11月9日由北京瀚海拍卖公司在拍卖会上以人民币1736000.00的价格拍卖成功,书法作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者名气、年代性、稀缺性、时代性、来源、品相及材质等诸多因素,由此拍卖价可见《重访晋祠》是收藏价值相当高的艺术作品。而同样内容的《重到晋祠》却成为十八首诗作中独独被《郭沫若全集》等文集排除在外的一首,这不由得吸引我们去探讨其中缘由。
    二、“康公左手书奇字”
    关于《重到晋祠》这首诗被《郭沫若全集》等文集排除在外,多数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其与康生之间的关联。逯艳就指出这首诗“之所以被逐出全集之外,目前的说法是因为诗的首联‘康公左手书奇字’中涉及到了‘康公’,也就是当时中国政坛知名人物康生。”⑨冯锡刚也认为,“这样一首在那时节难得的好诗,就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而被逐出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之外了。”⑩
    首联中“康公左手书奇字”中的“康公”指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是确凿无疑的。据夏鼐1965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载:
    ……用早点后出来赴晋祠游览。我是1934年毕业旅行来过一次,门面外边改观了,砌了新墙,开了新门,门上匾额“晋祠”二字,上首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下款是“康生左手”。(11)
    夏鼐这段日记正是他作为科学院专家学者之一,和时任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一起赴山西参观、参加农村社教工作第一天所记。由此可知,当时晋祠所悬牌匾上所书“晋祠”二字正是康生手笔,这也解释了为何郭沫若诗首句即提“康公左手”。
    因此,丁茂远编著《〈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中第二条注释——康公即康有为(12),突兀而不可解,其实是错误的认识,作者后来已经订正,后文将详述。冯锡刚文中也提到康生题写匾额一事,不过,他称“1958年,康生游晋祠留下墨迹”是错误的,实际应当是1964年。
    康生精于书法这已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是因人废书的缘故,他的书法作品原可以得到更高评价。因为擅长书法,他曾经被控制上海银行和船舶航运业的巨头、上海中华商会会长虞洽卿聘为私人秘书,专门撰写来往信函、拜帖、贺帖、吊唁信等。当年如《文物》《考古》等一流刊物也用康生的墨迹作为封面题字。康生真草隶篆样样皆能,自成“康体”而且“左右并进,皆能书画,且是金石大家,笔划典雅,劲力非凡,似拙实工,生动而不张扬,刚直而不僵硬……”(13)其书篆体常以“康生左手”落款。
    郭沫若与康生在建国后交往甚多。康生不仅在郭沫若、毛泽东的诗歌唱和中起到了桥梁和信使的作用,还与郭沫若合作诠释毛泽东诗作、发起“兰亭论辩”等。郭沫若在1975年12月康生去世后为之写了一首挽诗,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在《重到晋祠》中,郭沫若以康生题字展开诗篇,既是因为郭沫若和康生有着共同的文史嗜好,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特殊感情,也是对于一首记游写景诗的常见写法。但正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康生左手篆书体匾额已被摘下,且无论晋祠解说者还是记载者皆是对此讳莫如深,才让人觉得郭诗开头突兀,且有向康生献媚之嫌。
    三、《重到晋祠》与《游晋祠》
    如果将郭沫若写于1965年冬的《重到晋祠》与写于1959年7月的《游晋祠》对照来读,会发现其中的联系与明显的情感与意义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或许可以更多地解释为何1977年郭沫若在重新校对编选《沫若诗词选》时摒弃此诗。
    1959年的《游晋祠》开篇即追溯晋祠的历史渊源:“圣母原来是邑姜,分封桐叶溯源长”;三四句“隋槐周柏矜高古,宋殿唐碑竞炜煌”,歌咏了晋祠的名胜古迹隋槐、周柏、宋殿和唐碑;五六句“悬瓮山泉流玉磬,飞梁荇沼布葱珩”,描写了晋祠山水,尤其重点赞美晋水之美。末尾两句“倾城四十宫娥像,笑语嘤嘤立满堂”,专门赞赏晋祠圣母殿宋塑之侍女群象,并借以收束全篇。
    在1965年的《重到晋祠》中,开篇“康公左手书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以赞美康生题字引入,梁衡在其散文《晋祠》曾称道“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红墙黄瓦亦是晋祠皇家气质的表征。三四两句“周柏低头迎旧识,铁人举手索新诗”,再次提到周柏,“旧识”二字含蕴七度春秋,而“铁人举手索新诗”,却又有别样意味——据当时的一位陪同郭老游览的讲解员蔡声健回忆:“在圣母殿前,我看到郭老兴致很高,趁机扶住他的肩膀,大声说:‘郭老,旧地重游,再写首诗吧。’郭老顿了一下,接口道:‘旧地重游,新诗没有。’郭老反应快,脱口而出的话也合辙押韵。”(14)五六句“欲流荇菜情难已,惊见睡莲花未衰”,再次应和《游晋祠》,不过这次不再仅是描写水之美丽与灵气,而是有了作者更多的情感——想要抚摸采撷碧绿萍藻,难以自已,却惊讶地发现,于此寒冬之中,睡莲的花蕊竟未衰败。睡莲花期多在春夏,室外在6-9月,11月应该已经进入休眠期,故诗人言“惊见”。如果说五六句诗人表达了对于美好事物的发现、亲近与挚爱,那么末尾一句“悬瓮山头松失翠,顿憎旱魃费鞭笞”则表达了诗人内心对于其时晋祠变化的遗憾。水是晋祠最具动态的点睛之笔,诗仙李白游晋祠时,曾写下“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诗句赞颂晋水之美,范仲淹曾感慨“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咏晋祠水》),郭沫若《游晋祠》中也是以“玉磬”“葱珩”从听觉与视觉来写晋水流动之美。然而《重到晋祠》中诗人再度写到悬瓮山,却以三个字:“松失翠”,写了晋水之将枯。据相关资料记载:“1965年,全省平均降雨仅303mm,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个早年。成灾面积2600万亩,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15亿kg。”(15)这也是后句“顿憎旱魃费鞭笞”之由来。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游晋祠》一诗从回溯历史到歌咏山水,既描绘了晋祠全貌,又能突出刻划景致精华,形式方面起句精警,结语含蓄,结构紧凑,韵律和谐。读之,既能了解晋祠山水景致之美,又能体会诗人愉悦轻快之情,或者说,这是一首相当和谐的山水游记诗。而《重到晋祠》则不然,周柏“迎旧识”而旧识已老,铁人“索新诗”而新诗未得,“欲流荇菜”而“情难已”,悬瓮山在而“松失翠”,憎旱魃而“欲鞭笞”——这首诗里面有着更多诗人的主体性、情感性,如同涌动的暗流潜隐于严谨的诗句之间。
    《重到晋祠》不仅是与《游晋祠》相比而有着更多诗人的主体性,
        
    
    
    在《大寨行》(组诗)十八首里,它也是特别的一首。在此以《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为例:
    大寨人人是愚公,
    神州争效此雄风。
    百年基业防涝旱,
    千米山头待柏松。
    勤奋力将全国学,
    虚心赢得普天同。
    为防自满寻差距,
    绝不因循步自封。
    整首诗表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的“新三面红旗”的紧紧追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为全国各界树立楷模”,几近口号标语,满溢政治宣传色彩。其他十六首莫不如此:“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访杏花村》)借杏花酒歌咏新政权;“大寨精神卷巨澜,戡天战地万锄酣”(《访运城》)、“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颂大寨》)、“赶挟泰山超北海,提高产量过长江”(《访贾家庄》)、“凶岁犹能夺高产,请看人力胜骄阳”(《访原王庄》)、“大寨杨谈随处是,战天斗地力无量”(《访界村》),歌颂大寨精神、宣传大寨成果;“武装思想凭毛选,强化根基学技科”(《访大原乳牛场》)、“一片农村锦绣图,毛诗毛选是犁锄”(《访西元》),赞颂毛主席精神,至于《留别社教队同志》则通篇充满“反美反修根本策,活学活用精神粮”这样的口号了。而相形之下,《重到晋祠》则语句凝练形象、情感自然充盈,位居组诗之首而尤显别致。
    四、《重到晋祠》不应被忽略
    《沫若诗词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沫若参与编选并亲自校阅的一部诗词选集,197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沫若诗词选》在《大寨行》(组诗)中选了原十八首中的九首,并在前面加了一个小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往山西参观农村社教工作。归途于十二月七日,参观大寨。先后成诗十六首,辑为《大寨行》。”(17)按理说郭沫若即便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且沉疴在体,也不会忘记当年元旦以手迹套红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大寨行》,但此处的“成诗十六首”或许只能理解为郭沫若对于具体数目上的一个记忆误差。而选诗时郭沫若未必就是特意摒弃了《重到晋祠》,因为只选入了九首,和《重到晋祠》一起未被选入的其实还有八首。我们也不能说,郭沫若是因为康生地位的巨大变化而未选入此诗的。事实上,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同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1977年9月3日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王富长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但胡耀邦非常慎重,提出将材料整理上报;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走廊贴出的两份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18)。直到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组发言中,在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解决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的冤案问题后,专门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19)陈云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由此,中央决定,审查已经死去的康生的问题。而《沫若诗词选》已于1977年9月出版。因此,认为“1977年政治形势已经大逆转,康生不但早已死去,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郭沫若尽管依旧官居高位,但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能不删去该诗。”(20)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大寨行》(组诗)为十七首的错误认识形成于《郭沫若全集》。1984年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五卷)中,除了收录《沫若诗词选》九首之外,又以附录的形式,将《大寨行》中未收入《沫若诗词选》的八首诗附录,而有意排除了《重到晋祠》,如此,则造成了《大寨行》(组诗)为十七首的错误认识。
    前文已提到《重到晋祠》被排除的原因,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诗篇首句中对于康生题字的赞美之辞。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京病逝。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将康生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康生已死,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21)。据曾参与新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部分的编选注释工作的丁茂远介绍: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曾“不得不多次向有关部门领导与专家征求意见,确定那些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是否入集,最后各方较为一致的意见仍是以回避为宜。基于这一原因,《沫若诗词选》中不少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没有编入‘全集’”。(22)康生既已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自然郭沫若诗歌中赞颂康生的诗篇就要回避。这似乎也可以说得通。其实,作为全集,理应把郭沫若的所有著作尽可能完全地搜集起来,但《重到晋祠》这么明显的存在却被《全集》有意忽略,着实不该。
    2014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中,丁茂远将《重到晋祠》作为佚诗收入,却又在注释上将康公释为康有为,后作者《为自著正误》中纠正了这一错误,但关于此诗又有如下问题:郭沫若校对的《沫若诗词选》只收《大寨行》(组诗)其中九首,并非由于“郭沫若在编《沫若诗词选》时,出于小心谨慎,已将此诗删掉。”(23)而对于组诗总序以及篇数为“十六”还是“十七”的疑问更是混淆了《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五卷)的关系,正误之时,又出谬误。有意思的是,至于“思想与艺术均属上乘之作”的《重到晋祠》为何被弃而不收,曾经是全集编者的作者竟然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读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方解开疑团:“问题出在诗的第一句”。
    笔者以为,《重到晋祠》未能进入《沫若诗词选》,可能恰恰在于在这十八首中,这首诗最像“诗”,诗的意味最浓,情感更丰沛,更接近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当时真实的郭沫若。自1963年起,有着敏锐的政治触觉的郭沫若就已经意识到了向自己袭来的危险。文艺界被指责“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他作为全国文联主席深感压力巨大。他的四子郭民英于1964年因带盘式录音机到音乐学院而引起轩然大波,并于1965年春夏自中央音乐学院退学。次子郭世英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因参与“X诗社”事发被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1964年田汉的《谢瑶环》被康生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使与田汉一直交好的他忧心忡忡。一方面,郭沫若放弃了历史剧的写作,不参加学术讨论;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国务活动,作应景诗词,发表了十几篇推介毛泽东诗词的文章,拜访了革命红都瑞金、革命圣地井冈山、韶山、延安等处并写下了一系列政治颂歌。在《沫若诗词选》收录的这些1963年以来的新作中,《大寨行》(组诗)就是其中之一。按照文学与诗歌本体的眼光来打量的话,《沫若诗词选》“缺乏艺术性,浅薄得让人难以产生阅读欲望,更谈不上有什么诗情画意了”,“绝大部分是政治口号的堆砌和图解,在形式上表现为顺口溜”(24)。但这正是其时代的“文学”选择标准之下产生的结果。而《重到晋祠》中不仅有年华老去的淡淡伤感,还有难赋新诗的深深窘迫,有亲近自然的渴望,也有对晋水枯寒、松柏失翠的失望,虽然尾句“顿憎旱魃费鞭笞”给予全诗一个响亮结尾,但整首诗却情致曲折似有深意,用语朴雅有古意,然而这些却是其时为文作诗所应力避的。《沫若诗词选》未将其选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重到晋祠》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郭沫若在1965年参观晋祠的活动正是其与中国科学院部分老科学家作为第二批知识分子参与社教运动活动的一部分(25)。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让知识分子们“了解目前农村形势和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借以接触贫下中农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思想革命”(26),即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回京后,科学家们要提交参观总结,表达思想认识和决心态度。即便不是诗人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副院长,也在参观时写了一首七律《颂大寨》,回京后修改定稿:
    愚公虽有移山志,成事还须待子孙。
    咬牙酣战狠窝掌,赤手填平虎首墩。
    大寨沟梁尽石砾,十年辛苦变田园。
    不怕天时有水旱,只凭人力转乾坤。
    那么理所应当,作为院长的郭沫若则是,也必须是一路走来、带头表态的榜样。《大寨行》(组诗十八首)几乎每首都充满政治口号,表达改造决心,也就成为理之当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到晋祠》显得更加可贵和别致,也就更加值得我们去阅读品味和探讨思索。
    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后期的郭沫若更是如此。但如何认真地看待这个“复杂”的郭沫若?目前学界多是以“政治性”眼光打量后期郭沫若及其创作,这自然有一定道理:郭沫若后期与当时的政治风云之间的界限难以剥离,不论是他的政治身份还是社会角色都佐证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的文化身份也是复杂的,他的后期诗歌写作同样不能被简单粗暴地一概视为其“政治性”的呈现,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回归全面、翔实、准确的文本、文献史料,据此进行冷静、细致、缜密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理性的评价。
    关于郭沫若晚年诗歌创作,魏建认为:“如何解说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创作。对此,十五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27)我认为,这里的“回避”是指向两个层面:一,缺乏全面、系统的郭沫若后期诗歌原始文献整理的基础;二,缺乏“知人论世”的足够耐心与诚意的前提——在这样两个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就难免得出不够缜密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就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中,我们还在忽略已经显豁存在的《重到晋祠》这样的文本。
    《沫若诗词选》编选之时,郭沫若未将《重到晋祠》等九首选入——毕竟这是选集;而《郭沫若全集》在编选之际,再次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而独将《重到晋祠》遗漏,则不应以为是。作为其时郭沫若难得的性情之作,作为全面读解郭沫若的重要文本,《重到晋祠》不应被忽略。
    ①丁茂远编著:《〈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322页。
    ②冯锡刚:《“康公左手书奇字”——郭沫若与康生》,《同舟共进》,2015年第10期。
    ③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382页。
    ④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淄博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
    ⑤贾振勇:《郭沫若研究十六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⑥成都市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第一册),成都市图书馆编印,1979年版,第14页。
    ⑦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⑧夏鼐:《夏鼐日记》(卷七,1964-197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⑨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淄博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
    ⑩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11)夏鼐:《夏鼐日记》(卷七,1964-197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12)丁茂远:《〈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13)朱浩云:《时代不再因人废字》,《中外文化交流》,2012年第1期。
    (14)蔡声健:《山西忆旧:在晋祠为郭沫若先生当解说员》,《太原日报》,2012年8月22日。
    (15)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1949-1998》,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16)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17)郭沫若:《沫若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18)程冠军:《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
    (19)宋凤英:《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纵横》,2008年第12期。
    (20)贾振勇:《郭沫若研究十六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21)霞飞:《康生的人生浮沉》,《党史天地》,2006年第7期。
    (22)丁茂远:《论郭沫若“文革”期间诗词创作——兼议对其晚年的评价》,《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2期。
    (23)丁茂远:《为自著正误》,《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2期。
    (24)徐明祥:《潜庐读书记》,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25)王扬宗:《1965年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参观山西农村“四清”》,《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2期。
    (26)《中国科学院“四清”参观团总结》,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1965年12月2日。
    (27)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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