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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4 光明日报 孙卓


    面对一段具有广阔时空跨度的写作素材,作家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类是选择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以宏阔的审美视野,呈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传统留下了众多恢宏巨著,也一度成为衡量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但史诗叙事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在焦灼地期待着与时俱进的超越与突围,很多作家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叙事角度,从侧面关怀、反思历史与现实,成为文学史上另一重丰饶多姿的风景。
    曹文轩的新作《蜻蜓眼》(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6年第6期,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是后一种风格的呈现。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他延续了以往的古典诗性写作,没有正面描写山河巨变,而是以轻盈的笔触、唯美的语言展现了历史的波光云影,探索出了一条古典主义写作讲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路径。
    《蜻蜓眼》讲述的是一个中法结合的家庭在民国初期到“文革”结束前的生活遭遇。小说所跨越的这半个多世纪,集合了国人几段重大、复杂的伤痛记忆。曹文轩将历史放置在故事的幕后,让美裹住人性的内核,以舒缓节制的叙述风格和诗性的表达降解苦难,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文学写作。
    小说描写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动荡时代的选择和坚守。奥莎妮是一个追随中国丈夫来到上海的法国女人,她高贵优雅,不论生活是顺遂还是坎坷,始终活得充满尊严。她的孙女阿梅继承了奶奶漂亮的外貌,也秉承了奶奶独立美好的品格。书中的红油纸伞正是她们美好身心的象征。不论是淅沥小雨,还是雷雨交加,她们始终打着两顶红油纸伞,姿态优雅地相伴于风雨中。在物资匮乏、风雨飘摇的年代,“她们就只剩下这红油纸伞了。因此,必须举着。举着它,静静地走过大街、里弄,走过喧嚣或是寂静”。
    奥莎妮身上寄托了曹文轩对人性的美好想象。她风姿绰约,一双眸子似蓝色的海洋。对待身边的爱人、亲人,她安宁、温柔、纯净、善解人意,还永远有一片淡淡的羞涩。如作者曾经塑造的众多女性一样,兼备水的天然柔婉、冰的纯洁晶莹。但与那些水做的女人、女孩儿不同的是,奥莎妮生活在一个云谲波诡的时代,生活在风暴的中心上海,“她不允许孩子们看到她的畏惧、她的躲闪”。面对恶势力,奥莎妮勇敢而倔强。曹文轩曾经这样评价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世界仿佛因有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奥莎妮的存在,让疾风骤雨的残酷现实有了温柔的抚慰和明亮的希望。她高贵典雅的灵魂成为小说真正的中心,那一场场风暴成为烘托她美好人格的舞台布景。
    诗化的美学风格、轻盈的写作方式,并没有削弱《蜻蜓眼》对这段历史的厚重思考。曹文轩通过看似云淡风轻的观察、描写,却隐藏着对时代悲剧的深刻反省。在政治灾难中发现“恶”容易,关注黑暗中的“善”与“美”却更为可贵。虽然时局紧张,但奥莎妮还是坚持为阿梅在院子里举行了一场小型钢琴演奏会。皎洁的月光下,杏花飞舞,钢琴声如水流欢畅、如雪花飘动,远远近近的窗子都打开了侧耳倾听。为了避避风头,奥莎妮带着阿梅躲到了家中女佣的家乡苏北水乡。这是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民风民俗安抚熨帖了两人疲倦的心灵。
    即便是对于那些犯下残忍错误的人们,作者也努力刻画出人性中残存的美好。抓走奥莎妮的一个18岁的女孩儿,不敢直视她的目光,慌张地解下了自己的淡紫色围巾,递给了奥莎妮,让她保持体面走回了家。这些转瞬即逝的美好如苏北水乡的萤火虫,让黑暗的夜色里有了点点星光,而这更孕育了未来的光明。作为书中最沉痛的一笔——奥莎妮的死亡,作者也没有处理得压抑沉闷,阿梅和其他亲人为她唱起家乡的歌谣,并把象征着温暖与尊严的小皮箱、红油纸伞放到了奥莎妮的身旁。死亡带来的并不是绝望和颓唐。
    奥莎妮的法国身份既是小说冲突矛盾的导火索,也为这篇作品赋予了世界眼光。《蜻蜓眼》中对东西两种文化的沟通、理解、共融,对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抒写,使其相较于曹文轩之前的创作,拥有了更丰厚的容量。奥莎妮既有法国人的浪漫多情,又有中国人的温柔内敛,她“像一朵从十分遥远的地方飘来的白云,飘到上海的天空时,遇到了柔软的风,化成了晶莹的雨珠,落进了黄浦江里,落进了中国的大河里”。作家应该“穿过滚滚烟云去眺望天地连接之处,眺望国家界碑之外的广阔世界”,通过奥莎妮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曹文轩践行了自己的写作理想。
    (作者单位:民族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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